根據8日發表的最新國際級科學報告，全世界的海洋正以每十年0.11°C的速度變暖，同時以pH值每年降低0.0024的速度變酸。海洋學者哈特（Mark Hartl​）指出，如此態勢可能讓過去用以監測污染的「指標生物」失靈。

哈特是英國赫瑞瓦特大學（Heriot-Watt University）海洋生物學系副教授，他在刊登於澳洲獨立新聞與評論網站《對話》（The Conversation）的一篇投書中發表他的看法。

污染物暴露的證據：指標生物

暴露在環境中的指標生物，可在污染發生初期——通常是傳統方法還無法檢測到的時候，就偵測出污染。

廣義而言，指標生物是生物體內可測量反應達到試驗門檻值，提供污染物暴露的證據。指標生物可用於確定原因，並提供必要的資料，導出政策上的決策。

指標生物存在於許多生物學領域。可以是純生物化學的，表現為對DNA的損害、參與代謝的酵素活性改變、細胞結構損傷及隨後的運作能力，或是更明顯的病理、生殖或行為障礙。然而，這需要深入了解物種和相關環境變量，包括這些變量如何影響各個生物標記。

IPCC最新報告：海洋不斷暖化、酸化

最新的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評估報告顯示，至少自1971年以來，全世界海平面以下75公尺的海洋，以每十年0.11°C的速度變暖，人類污染引起的二氧化碳攝入量已達到每年將pH值降低0.0014至0.0024，預計還會持續下去。

哈特警告，這可能會對指標生物造成三個層面的影響。首先，常用的生物指標可能不再可用，因為牠們向北遷移以尋找更低溫的水。接著，牠們可能會被來自溫暖水域的入侵物種所取代，而這些物種對污染物不一定夠敏感，因而不適合作為指標生物。

生物的遷徙模式改變之後，將導致其體內高濃度的污染物也跟著移動到以往未受污染的環境。有時候，這種污染物擴散方式，遠比藉由風力或水力擴散還要來得嚴重。

環境因素變變變  指標生物不再敏感

再者，污染物在環境中的境遇和行為，特別是它們的持久性、被生物吸收的能力以及被吸收後的行為，都受到鹽度、pH值和溫度等環境因素的影響，而這些指標都會因氣候變遷而改變。這意味著，污染物對生物的影響會改變，可能變多或變少，變化程度隨污染物和生物物種有所不同。

最後，由於溫度、鹽度和pH的變化，無法遷移的生物，生存壓力越來越大，這可能影響牠們的敏感度，使牠們不能再作為指標生物。

由人類污染造成氣候變遷的證據非常充分，很明顯地也正在影響海洋環境。因此，部分常用的指標生物和試驗門檻值可能需要重新評估並適應這種不斷變化的環境，才能繼續擔任污染預警系統的角色。

參考資料

• 英國獨立報（2018年10月3日），How climate change is making it harder to monitor marine pollution

8月的一個普通的傍晚，七艘漁船排隊從呂泗漁港出發，駛向臨近的呂泗漁場進行捕撈作業。與此同時，從不同省市趕來的冷鏈運輸車正擠在漁場附近的路上，等待著下一批漁獲上岸。

呂泗漁場是中國著名漁場，也是重要經濟魚類大黃魚的產卵地。過去幾十年的過度捕撈讓大黃魚資源幾近枯竭，漁場生態嚴重退化。不過近幾年，呂泗漁場的光景似乎觸底反彈。

本地漁民龐裕昌說，2017年末，他的一位老鄉一網就打上來約莫價值四五十萬元的漁獲。「到了週末，很多上海人來這裡買海鮮，住酒店都得提早訂。」他笑稱。

漁業的再度興盛似乎證明江蘇省漁業部門對近海漁業資源的養護取得了一定成效。除了休漁時間從兩個月延長到三個半月，漁業管理者已連續9年在休漁期內向呂泗漁場放流了共計約3000萬尾大黃魚魚苗。

另一項引人注目的新措施則是從2015年開始的，以人工魚礁投放為標誌的「海洋牧場」建設。不僅僅是在呂泗漁場，這種人為營造海底生物棲息地的海洋資源養護措施，正在中國的海岸邊迅速發展。

海洋牧場來了

海洋牧場是上世紀70年代興起的一種漁業形式。最初的海洋牧場主要通過向海底投放廢船，人造水泥魚礁等，改變海底水流狀態，便於藻類繁殖，以此吸引海底生物聚集和停留。現在，魚苗放流和海草，海藻養殖也是「投礁型」。牧場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在深海建設大型裝備養殖高經濟魚類的「裝備型」牧場，在中國還比較少見。

在近海漁業的管控方面，近年來中國沿襲限制產能的思路，以漁船數量的控制，休漁期的增長和燃油補貼的減量為主。

但近一兩年，更為激進的近海漁業資源養護方案顯得緊迫起來。傳統式的增殖放流只是增加了魚苗量，無法從根本上改變人類活動侵擾帶來的海底生態環境的退化，不能從根本上逆轉海洋生物資源衰退的困境。要讓海裡源源不斷「長出」更多的魚，就必須為魚群的生息繁衍營造合適的空間。

有利可圖

根據農業部數據，中國目前已建成的200多個海洋牧場，顯示出良好的盈利能力。相比建設這些海洋牧場花費的56億元，每年它們產生的直接經濟效益則高達319億元。另外，它們還成為旅遊和海釣的好去處，每年接納遊客超過1600萬人次。

因此，2017年10月，農業部發布了一份遠期規劃，計劃至2025年將中國沿海的國家級海洋牧場示範區從42個增加到178個，將海洋牧場覆蓋海域的面積從850平方公里增加至2700平方公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需要投放約5000萬空立方米的人工漁礁。

據農業部的「保守估計」，這些海洋牧場全部建成後，每年帶來的經濟效益將超過150億元。

當然，人工漁礁預計能增加的漁獲量未必百分百準確。「計劃實施的過程中可能還會出現一些不確定性，但是（建設海洋牧場）的效果會是明顯的。」大連海洋大學研究漁港問題的桂勁松教授表示。

過熱的風險

不過，一些專家告訴中外對話，海洋牧場的建設並非易事，快速大規模推廣所蘊含的風險也需要納入考量。

中國科學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長楊紅生博士指出，除了管理，規劃和建設中可能出現的問題之外，對於從北到南海洋環境差異極大的中國，海洋牧場建設面臨的最大難點正是選址。事實上，目前中國已經建成的海洋牧場集中於黃海及其周邊，位於南海的海洋牧場示範區僅有9個，並且沒有一個位於熱帶。

根據美國安全與環境執法局（安全和環境執法局，BSEE）對於人工礁石的指導意見，人工礁石需要避開多種自然生境，並且其建設方式也需要避免對自然生境的完整性構成威脅。這些受保護的自然生境包括珊瑚礁，海草床，長有貝類的礁石等。

191億元國家計畫用於海洋牧場的投資，楊紅生指出，海洋牧場計劃面臨著一個兩難處境。一方面，科學的選址需要對海底環境進行全面的評估，具有相當的難度；另一方面，海洋牧場又不能太小或太破碎，一般而言一萬公頃以下的海洋牧場無論在生態上還是經濟上都不會表現太好。

讓情況更加複雜的是，中國至今沒有對海洋牧場的建設做出具體的規定，或是發布統一的國家標準。楊紅生曾在接受「中國科學報」採訪時表示，「在我國海洋牧場的建設實踐中，海洋牧場的含義過於寬泛。」他指出，「投放人工魚礁，增殖放流，甚至網箱養殖等經常被簡單等同於海洋牧場建設，近海養殖和海洋牧場建設概念混淆，導致我國海洋牧場遍地開花。」

但是，由於國家計劃在海洋牧場建設上投入總計191億元人民幣的高額資金，很多地方政府和企業很可能會為了爭取投資而蜂擁進入海洋牧場領域，甚至可能會出現為了申請上國家示範項目而罔顧海洋生態專家意見的狀況。

生態影響

此外，儘管農業部認為中國目前存在的海洋牧場具有包括固碳，淨化海水在內的良好生態影響，但這些現存的海洋牧場規模不大，時間不長，更大規模地人為干預海底環境會對生態系統帶來什麼樣的干擾，仍然是個問題。

如何預防，限制這種干擾因而顯得格外重要。目前，一個海洋牧場項目如果有7、8成的把握，就可以投入建設，海南大學專門研究南海海域海洋牧場的許強教授坦承。

此外，中國當前大部分海洋牧場的設計還是以增加高經濟價值的海產品產量為主要目的，很少有海洋牧場會把紅樹林，海草床，牡蠣礁和珊瑚礁等多種海洋生態系統綜合考慮進去，而野生漁業種質資源的基因多樣性也沒有受到足夠的關注。

海洋牧場建設中若一味追求單一物種的繁殖，即使能否實現增產，也會對生態系統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帶來負面影響，楊紅生指出。

此外，從生態角度來說，一旦人工增殖放流的種群與野生種群發生交配，那麼野生種群的基因結構和多樣性可能會受到嚴重的影響，他補充道。

事實上，有些地方可以依靠修復，增殖，養護就完成生境恢復和生產，而不需要為了爭取政府資金支持而投入漁礁。人工漁礁的熱度反而可能導致對這些措施的投資不足。

「生態優先」必須在未來的海洋牧場建設中得到體現，楊紅生強調。

「要實現生態優先，海洋牧場的建設主體就必須尊重海洋和大自然。關於海洋生態系統的技術和知識的迅速轉移也至關重要，」許強表示，「僅有資金的投入並不能保證海洋牧場建設的成功。」

漁船陸續出港後，籠罩在夕陽餘暉裡的呂四漁港回歸了平靜。就在港口船閘不遠處，一艘載滿人工魚礁的貨船停靠在岸邊。當地海洋漁業部門計劃，至2018年底，向嵌於呂泗漁場內的那片海洋牧場新投放一批人工魚礁，將現在海洋牧場區再擴大一倍。

「海洋牧場聽起來很好。」龐裕昌邊說著，眼睛望向遠方，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對我們來講，只要有魚可捕，呂泗漁港就會越來越好。」

※本文轉載自中外對話〈海洋牧場如何確保「生態優先」？〉

週一觀塘案在環評大會翻案通過後，環團揚言將展開大遊行與訴訟，11日上午，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宣布，已串聯全台十餘個環團，將一口氣在11月的3日、11日、18日，接連在台北、高雄、台中舉行遊行。

眾環團高喊「救藻礁反深澳」，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葉光芃稱，這是「新318運動」，全台民眾要一起為深澳燃煤電廠、觀塘藻礁三接站、台中電廠、興達電廠等工業污染問題表達不滿的聲音，怒吼要求撤案及加速改善空污。

環團除了再次批判，行政院伸黑手介入觀塘案的環評審查程序，用投票部隊強硬過關「吃相難看」，更瞄準坐視破壞發生的桃園市長鄭文燦，批其「背信忘義」。

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表示，鄭文燦這兩天以「移花接木」反擊民眾不滿其食言競選時說要保護藻礁的承諾，現在切割說他只有要保護觀新藻礁，沒有要保護大潭藻礁。

潘忠政批，鄭文燦當時跟民間的約定就是說要保護桃園海岸的藻礁，永不妥協。且鄭文燦勝選入主市府後，市府依法可以自行劃設保護區，卻推託三接是中央的規劃；對民團發文申請劃設保護區，則以中央大學的調查研究出爐再研議搪塞推遲。就是這樣的拖延，讓三接可找台北港替代方案的時機蹉跎以致消失，不但鄭文燦自身背信忘義，更耽誤了國家能源轉型的契機。

觀塘案強行過關 環團憂非核減煤背黑鍋

環團擔憂，從深澳案、觀塘案顯示，許多燃煤轉燃氣的電廠環評中，缺少更細緻地溝通並與民間專家學者共同思考替代方案的機制。地球公民基金會副執行長蔡中岳指出，雖然非核減煤走向能源轉型的目標是民間期待的，但是改革需要時間，正確的方向需要對話，切莫總讓「非核減煤」背黑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表示，在觀塘案上，雖然替代方案上，工業區的部分已退出大潭海岸潮間帶生態最豐富的藻礁生態系區域，但在工業港的離岸方案上，仍有環委與民提出了不少還需要中油釐清的問題，環評程序卻選擇搶快而不處理，明明還有非核減煤又護藻礁生態的多贏機會卻刻意忽視，就更難讓大眾理解與信任。

瓊崖海棠常見於台灣沿海地區，耐風耐旱，屬相當粗放的熱帶海漂植物。經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實驗發現，瓊崖海棠種仁油具屏蔽紫外線的功能，試做防曬霜防曬係數可達SPF43，可望成為天然防曬原料，減少化學防曬劑的污染。且瓊崖海棠種仁油親膚性好，抗氧化活性佳，也適合用來作為高價保養品的基底。目前原料供應、產業鏈雖待建立，然在環境意識高漲的現代，產業深具未來發展潛力。

發展生質柴油，意外發現天然防曬油

在台灣俗稱「紅厚殼仔」的「瓊崖海棠」是熱帶海漂植物，生長粗放，抗風耐旱、也不怕鹽分，在太平洋島嶼、澳洲、東南亞、印度與馬達加斯加等沿海地區都有其蹤跡。在台灣主要分布於屏東恆春半島、嘉義、東部、蘭嶼等地區，常作為行道樹，也是目前平地造林的樹種。

2008年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研究團隊為開發生質柴油，著手研究木本油料植物，意外發現瓊崖海棠種仁萃油率最高可達60%，且經儀器分析，瓊崖海棠種仁油具有屏蔽紫外線的功能，未來若能成功開發相關防曬產品，將是最符合現今環保趨勢的天然防曬品。

天然防曬能力佳，可望減緩環境污染

「我們用紫外光-可見光光譜儀去分析瓊崖海棠種仁油，發現它在UV200-400的地方有吸收，等於在紫外區有屏蔽效果。」林業試驗所森林化學組技工顧文君分享，瓊崖海棠種仁油對紫外線屏蔽效果優異，非常適合作為防曬品的基底油。

顧文君指出，在台灣投入瓊崖海棠的防曬研究前，國際上並沒有研究先例，只有在一些文獻上讀到玻里尼西亞人會將瓊崖海棠作為藥用。他分享，瓊崖海棠是玻里尼西亞人心中的聖樹，是玻里尼西亞人的傳統醫學藥方之一。紀錄顯示大溪地居民會以瓊崖海棠的枝葉治療傷口，種仁油則作為按摩油使用。

顧文君指出，投入研究之後，他曾試著製作瓊崖海棠種仁油的抗曬霜，送到SGS去檢驗，結果證明防曬係數可達SPF43。顧文君說，現行防曬品主要分成化學性防曬跟物理性防曬。前者會對環境帶來負擔，甚至傷害珊瑚，後者則有防曬係數偏低、防曬能力不足的問題。

在保育海洋的環保意識中，顧文君認為，瓊崖海棠種仁油製作的防曬霜成分天然，未來若能成功量產，將可部分取代，甚至完全取代化學防曬劑，減緩環境污染，相當具開發意義。

親膚性抗氧化能力佳，可做保養品優質基底油，成本高昂

不只防曬，瓊崖海棠種仁油還有抗發炎、修護肌膚等效果。顧文君說，瓊崖海棠種仁油親膚性好，抗氧化活性高，非常適合作為美妝產品基底油，可以降低保養品氧化的速度。「唯獨因為油品使用感較厚重，在台灣比較濕熱氣候條件的下，可能比較適合在秋冬使用。」

顧文君說，一般保養品的基底油常見的有甜杏仁油、橄欖油等，抗氧化活性都不如瓊崖海棠種仁油，但是相對來說，使用瓊崖海棠種仁油的成本，也可能高出10倍。因應瓊崖海棠種仁萃取的產品，會直接接觸皮膚，林試所也預計在這兩年完成相關成分的毒理研究試驗，進一步建立過敏、副作用等等資料，期望降低相關產業開發產品的門檻。

原料仰賴人工搜集，產業鏈尚待建立

根據林試所資料，台灣瓊崖海棠的造林面積約50公頃，行道樹不計入的話，每年可以生產的瓊崖海棠種仁油約有 300~400公升。然上述的生產數字，是建立在已完全利用的基準下。

顧文君指出，原料取得是目前生產瓊崖海棠種仁油面臨的最大挑戰。他指出，瓊崖海棠果實一定要等到自然落果，才能達到可以萃油的熟度，採集季節約在每年11月。「目前連撿果都要人工撿集。」經濟利用的模式還沒建立起來，沒有對應的產業鏈，當然也沒有機械可用。採集全以人工進行，導致成本高昂。

但面對後端價值不斐、高附加價值的美妝產品，怎可能乏人問津？顧文君也坦言，近幾年廠商詢問非常熱切。然而，顧文君指出，要製造瓊崖海棠種仁油，廠商必須為瓊崖海棠另闢一條產線。包括破殼、榨油等製程設備都要重新投資，「有些人會以為可以跟苦茶油的機器共用，其實不行。」

顧文君另補充，瓊崖海棠種植後，要等三到五年才會結果，廠商希望投入後端生產，也必須找到前端願意供給原料的林農，另要有人收果，有人負責榨油、開發產品，產業鏈才能逐步建立起來。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農傳媒》，不適用CC共創授權條款。 

主婦聯盟是台灣資深的環保團體，早在二三十年前，主婦聯盟在街頭運動中就提出了一句口號：「要孩子！不要核子！」，這句口號不但確切有力，也彰顯了環境問題的母性觀點。「女性會看得比較長遠，她們會考慮到其他人、會關注到下一代。」主婦聯盟副執行長吳心萍提出了觀察：「我覺得女性的行動力很強。」吳心萍引據一項調查：男性比較相信可以透過科技解決問題，他們在乎的是當下解決的效益；而女性則認為行為可以改變一切。「不過，在我們從事環保工作中，這兩股力量我們都需要。」

綠色的力量：女性力量投入環境議題有甘有苦

「以前我們的前輩們上街頭倡議環保曾遭受群眾質疑，認為女性不該拋頭露面上街頭。當時的場景是街頭，是處在於一種群眾壓力的氣氛下，而現在則轉換到網路，風氣似乎轉變成一種不負責任的辱罵。」不管是街頭還是網路，原想跟群眾溝通的事，因為少數具有性別偏見的群眾而顯得溝通困難。吳心萍覺得最是遺憾。

但她認為，女性的行為特色就是「先去做了再說。用婆婆媽媽的人脈去做。」依吳心萍的觀察，女性特別願意從小事先開始，女性在特質上也比較願意去傳播訊息，當小事累積起來後，慢慢地就能影響整個社區。她認為，在能源議題上也有所著墨。舉例來說，目前推綠電合作社參與成員與創辦人都是女性；公民電廠媒合平台「陽光伏特家」、「一人一千瓦」的創辦人都是女性。「女性實踐力是很強的。」她說。

推公民電廠和無痛節電，實踐能源轉型

「我們傳統能源的型態，本來就是建立在少數人的犧牲上，在尋求能源轉型時，就要顧慮到這些人的權益與立場，希望人人都可以被關注、被公平對待。」推動節電與公民電廠，是目前最不犧牲他人權益的電力政策。

「公民電廠都是採小型方案，如果案場變大，資金募集不易，反而會影響成功機率。」目前台灣的公民電廠以太陽能板為主，一片太陽能板成本大約2萬，一個屋頂蓋下來約需花費百萬元，平均使用壽命約20年以上，9至11年可以透過賣電回收成本。因此，20年平均的IRR報酬率有5-7%，吳心萍向大家介紹了一門財富與環境健康兼得的投資：「綠電收益完全打敗定存。大家不妨從投資的角度開始介入，接觸久了，慢慢也能影響投資者對環境議題產生共識。」

吳心萍推動節能與公民電廠是以在地為目標，長時間陪伴社區，為居民講述生活節能：用電鍋做節能料理，善做冰箱管理，減少食物浪費。以各種有趣的方式宣導節電觀念，最後更利用機會推廣公民電廠。

談到「節能」，難免可能觸動某些人的敏感神經，認為她們是一群環保魔人，想要鼓勵大家回去過原始人生活。吳心萍笑著說：「節能減碳的重點不在於用不用電，而是要適切、有效地用電。」在亞熱帶的台灣，夏天不開冷氣，豈不影響工作效率，得不償失。但是，只要人人將空調調高一度，再配合風扇循環，室溫依然舒適，但省下的電力卻可以非常可觀。吳心萍特別指出，24小時插電的熱水瓶就是一個高耗能的電器，「因為台灣需要立即喝熱水的人並不多，但高耗能的電熱水瓶，卻是家家戶戶常見卻耗去了可觀電量的家電，一般人卻不知情。只要了解這一點，然後去調整生活習慣，『無痛節電』就不像你感覺地那麼可怕了。

「大約10-20坪就可以成為一個案場，太陽能板架設離地3-4公尺，板子下面可晾衣服、為頂樓遮陽，沒有噪音，屋頂維修不受影響。」目前主婦聯盟投資的兩座公民電廠，已累積發電一萬多度，或許數量很少，但如果全民都參與此事，那就是積沙成塔。所以吳心萍目前更積極想往陽光充沛的中南部突破。

誤打誤撞投入環境工程，點點滴滴激發使命感

「談食安問題。從早期我們開始發現炸的食物不安全，到現在的塑膠微粒問題嚴重傷害生態，大家卻因視覺上未立即看到食物鏈的影響，至今還沒意識到塑膠對我們的危害。」讀環境工程的吳心萍憂心地說。我們現在學的，是下一代會面臨的問題，「但實際上，我們這代就已經遇上問題了。」說起選讀環境工程，當時也是誤打誤撞。「這是一般人都感到很陌生的科系。我的鄰居還曾以為是要報考清潔隊員，做資源回收的。」但慢慢地，她發現這個科系很特別，念久了會讓人產生一種使命感，對環境的自我責任。「它讓人知道，人類的一個微小行為將會對萬物造成深遠影響。」

吳心萍開始了循循善誘的環保導師任務，「很多改變都是從接地氣開始。從社區環境到政策連結，過程中與民眾的生活是綿密相依的。」她曾在木柵明興里開設了為期一年的能源課程，到八月溽暑時，有一次里長開口說：「大家多來上課，共用一台冷氣就好，省掉家裡開冷氣的電費。」吳心萍驚訝地發現，里長已經因地制宜地應用了COOLSHARE「空調共用」的共享概念，甚至還加碼告訴里民：「每人繳40元，一起吃中餐，連煮飯的能源都省下了，節能又藉此享受鄰里相聚的樂趣。」

「COOLSHARE」這個概念孕育於日本311大震災後的一場研討會。提出這概念的倡議者是堀內正弘，最初只是希望幫助震後的日本民眾度過危機。出乎意料地，這項空調的「共用運動」涵蓋了「在地經營」和「社區營造」的理念，讓節能減碳又再兼具社區發展意識，一兼二顧，功效加乘。主婦聯盟在社區的實作經驗，無論是遭遇過的困難或是意外的良效，都是她們在政策意見上提供給政府施政白皮書的養分。

「用愛發電」展現女性力量 

「用愛發電給我看啊！」這是常受到的質疑，吳心萍還是耐著性子笑笑地說：「唉！這是文學字眼嘛，愛當然不能發電。」其背後的意思是希望在能源轉型時，我們不只考慮燃料的轉換，更要顧及到社會諸多層面，像是那些曾被犧牲掉的人、曾被犧牲掉的環境與生態。現在有很多志工用他子女的名義，跟我們一起投資公民電廠、買太陽能板。

「如果在孩子出生時，母親給他的彌月禮或週歲禮，是認購公民電廠的太陽能板，此後二十年間每月淨收的售電收入，累積下來用來支付孩子的大學學費，這難道不是「用愛發電」？如果推廣到社區，社區投資發電的收入作為老人共餐基金，這不就是『用愛發電』的表現嗎？」綠電效益不只停留在發電而已，藉此而發酵的諸多公共議題，意義更大。

「我最苦口婆心要忠告的是請大家不要使用24小時運作的開飲機。」吳心萍跟所有的婆婆媽媽一樣，不因事小而不為，節能環保小動作，點點滴滴不厭其煩地做。她希望，節能成果，終能聚沙成塔；環保有成，必能還給地球一個乾淨的面容。

主婦聯盟還與其他環保團體聯合組成「能源轉型監督聯盟」，充分發揮環保團體彼此合作的特質，集結人微勢單的各地環保團體，組成一個全國性的組織。就像是小兵們隨時可以轉換陣列，組成一個精銳的戰隊。聯盟的形式，不但能共享能源政策研究資料，透過全國性組織的名義，也有能量和政府開展開對話。主婦聯盟柔軟且堅毅的環保女力，還在步步壯大中。

2018年中，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通過最新的「環境白皮書」：《環境．循環型社會．生物多樣性白皮書》，透露出一些不一樣的訊息。

有別於去年強調《巴黎協定》的重要性，今年內容除延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另外再加入區域永續議題，並以「透過地區循環經濟打造區域環境永續」為題，納入第五次環境基本計劃提及的「地區循環經濟」概念，希望活用各地資源、為地方社區帶來活力。

跟上國際浪潮，加速SDGs和綠色金融

這次新發表的環境白皮書，日本指出了兩個朝向永續社會的典範轉移概念，首先是以聯合國發佈的2030年世界永續發展目標（SDGs）為主，打算整合社會、經濟、環境三大框架，加速日本在17項SDGs方面的落實進度，制訂了許多報告文本及行動計畫，而且企圖融合民間企業與自治團體的力量。

另一個典範轉移概念，是有關《巴黎協定》制訂的脫碳方向及適應氣候變遷作法，除了加速發展電動車、擴大再生能源應用之外，政府也打算催促金融產業擴大以ESG（環境、社會、治理）為考量的責任投資，更在二月份的內閣會議通過了適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法案。

根據環境省估計，為達成2030年溫室氣體減量26％的國際承諾，日本可經由一系列的再生能源和節能推動措施，創造約3.4兆日圓的經濟效益。對此，政府打算活用地方能源，將支付能源費用的對象從國外（進口）轉移到國內（地產地銷）、再從都市轉移到地方，為地方經濟引入更多活水。

地域循環共生，創造能源內需市場

位於九州福岡縣的三山市就是個好例子，在市町自治團體的主導下，當地民眾一起設立地方電力公司「三山智慧能源」，除了替家庭用戶提供電力服務，還連帶雇用40名僱員，增加地方的就業機會。

鄰近名古屋的「東邦瓦斯」，則把瓦斯汽電共生系統連結運河供熱技術，建構出日本中部第一套「區域能源管理系統」（CEMS）。都市及鄉村的交流方面，東京世田谷區和群馬縣的川場村，於2016年簽署了發電項目合作協議，由世田谷區居民購買利用川場村木質顆粒生產的清潔電力。

改變生活方式的相關政策，打出讓物品「從所有到共有」的共享經濟概念，其餘還包括「減少食物損失」、「減少物流再配送」等有助減少環境負擔的想法。建築節能方面也有新亮點，環境白皮書特別介紹獲得JIA建築賞的「竹中工務店」，可達到每年能源累積產銷量趨近於零的「淨零耗能建築（ZEB）」。剛拿下第27回地球環境大賞的「積水房屋」，更推出能源消耗達到零、或低於零（產出大於使用量）的「淨零耗能住宅（ZEH）」。

從剛出爐的2018年日本環境白皮書，不難看出日本政府為達成國際減碳承諾所做的準備，以及亟欲藉此過程加速社會轉型、並且同步活絡地方經濟的用意，值得台灣當局參考。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原文日本2018《環境白皮書》關鍵字：地域循環共生圈

參考資料

• 日本環境省
• 白皮書簡報

9月底聯合國大會揭開序幕，世界衛生組織（WHO）成員國承諾加強因應非傳染性疾病，包括癌症、心肺疾病、中風和糖尿病，並透過減少食物中的鹽、糖和反式脂肪來促進心理健康和福祉。

WHO指出，非傳染性疾病（noncommunicable disease，NCDs）的增加主要由四大風險因素驅動——抽菸、缺乏運動、酒精濫用和不健康的飲食。

9月27日，聯合國大會舉行了第三次非傳染性疾病預防和控制高級會議，審查全球和各國制訂相關因應措施的進度。大會要求，食品製造商務必在包裝營養標示上清楚說明成分，並避免向兒童推銷不健康的食品和飲料。

各國領導人同意為自己國家非傳染性疾病的預防和治療負起責任，並一致認同應透過健全的法律和財政措施，保護人們免受菸草、不健康食品和其他有害產品的侵害，例如限制酒類廣告、禁菸，以及對含糖飲料課稅。

領導人承諾將實施一系列政策，預防和控制WHO強調的非傳染性疾病，包括公共教育、提升公眾的健康生活意識、接種HPV疫苗以預防子宮頸癌，以及治療高血壓和糖尿病。WHO估計，如果能徹底施行這些政策，從現在起到2030年，將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帶來3500億美元的經濟增長。

其他承諾重點包括對抗兒童肥胖症、推廣規律運動、減少空氣污染、改善心理健康和福祉。

WHO在大會上發表了第三版國家概況報告，評估國家實現預防和控制非傳染性疾病目標的進度。

根據報告，2016年四種主要非傳染性疾病之一的過早死亡風險降至18％，比2010年低5％，但照這個速度，不太可能達到永續發展目標所要求的2030年前減少三分之一。

全世界每10個死亡人口中，有七個死於非傳染性疾病，尤其是心血管和呼吸系統疾病、癌症和糖尿病，30至69歲之間過早死亡總數高達4100萬人，大部分來自開發中國家，其中更有1500萬人死於壯年。

近日沖繩選出新知事玉城丹尼。這對福島核災避難災民來說，不啻為雪中送炭，因為他們避難在外的住宅補助遭到中央政府中止，等於在經濟上面臨被迫返鄉的困境，而新知事將繼續給予災民支持。其中，為災民奔走、第一時間帶來好消息的學者，是琉球大學的名譽教授矢崎克馬。

矢崎克馬為日本物理學者，曾任日本學術會議物理學研究委員、琉球大學理學部長等職位。曾為廣島原爆受害者出庭19次，解釋內部被曝的危害，每件官司都獲得勝訴；福島核災後，積極行動，或解釋核污染的嚴重性（上圖），或揭穿官方輻射測量失真，或定期開課、在網路上回答輻射問題，避免更多人受害。

矢崎克馬的行動，源於廣島原爆中，遭遇游離輻射被曝、接著病痛的岳母與妻子（當時為胎兒）；岳母被曝後，身體變得倦怠，腎臟與子宮罹癌，最後大量吐血而亡；妻子則死於心臟暴斃，「我和妻子約定，再也不要有人成為原爆和核災的受害者。」

去年，在發行達25萬份的雜誌上，矢崎克馬提醒：「日本核食標準沒有考慮到，內部被曝是集中性的發生；而把此標準以下當作沒問題，完全是割捨性命的行為。」而現在，這位備受日本社會倚重的專家，即將來台演講，揭示被隱匿的輻射危害，追問災後人權的去向。

矢崎克馬10月20日、21日獲邀來台演講，題目訂為「被隱匿的輻射線報告─福島核災後人權何去何從？」，全程中日翻譯，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參加，報名及相關資訊詳見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177303565847028/

參考資料

• 〈矢崎克馬系列文章之一〉福島核災：重視人權與犧牲國民的分水嶺
• 〈矢崎克馬系列文章之二〉311後，日本人口減少速度增為2.5倍
• 〈矢崎克馬系列文章之三〉福島與車諾比的比較
• 〈矢崎克馬系列文章之四〉311後重症患者數加速增加

觀塘案甫在週一（8日）通過環評，12日行政院長賴清德在立法院宣布深澳電廠停建。

賴清德在立院受立委江永昌質詢時，表示在經濟部檢討天然氣發電的能源計畫後，評估觀塘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順利完工，除供應大潭電廠機組外，還將有餘裕供應120多萬瓩的發電量，除以取代深澳電廠，因此經濟部已同意停建深澳電廠。

經濟部長沈榮津說明，因為觀塘天然氣第三接收站在完工後，可以提供428萬瓩的燃氣機組所需要的天然氣，除了原規劃的大潭電廠所需300萬瓩外，還有128萬瓩可以額外供應其他機組，足以取代深澳電廠的120萬瓩，因此決定停止興建深澳電廠。

賴清德上週在觀塘案決議前，拋出若觀塘第三天然氣接收站順利興建，行政院可以同意重新評估深澳電廠停建的可行性。這樣的交換說惹來各方議論，更質疑那當時經濟部與台電在環評審查程序中斬釘截鐵說著深澳電廠的必要性，豈非為戲言？

環團：深澳案要死透 千億預算轉投資綠能、節電

長期關注能源議題的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律師蔡雅瀅表示，希望能明確看到撤銷或廢止相關處分，以免只是一時為了選舉的操作，選後卻又死灰復燃。蔡雅瀅解釋，包括遭民間提起訴願的今年3月所通過環差，行政院應該處理、環署也可以主動撤銷，環署也應該撤銷過去通過的環評結論，還有經濟部也應該廢止籌設許可等。

「這個改變可以證明深澳燃煤電廠自始就是假議題！」搶救大潭藻礁行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批，國家能源政策以及評估電廠是否興建，為什麼可以像煎蛋一樣隨意翻來翻去？由此可見，賴清德政府若非草率治國，就是有太多資訊隱藏沒有揭露給人民。

「在後深澳時代，政府的當務之急是全力發展再生能源，並強化電力系統的彈性和穩定性。」綠色和平能源專案主任張凱婷指出，現階段是台灣能源轉型的關鍵，在停建深澳電廠後，只有全力發展再生能源並提高能源效率才是唯一解方。若還是想要興建燃煤電廠，甚或回頭尋找核能，不但無法解決臺灣穩定供電的問題，也將推遲再生能源的發展進程。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秘書長洪申翰也採類似的看法，指出深澳電廠對2025年後電力供需的必要性本來就不高，宣布停建後應將真正的資源投入到更多再生能源、儲能、能效提升、智慧電網、增加快速調度彈性的有效方案中，才能對於2025年後的電力系統穩定性，將更具正面效果。

環團普遍期待，本來要花在深澳電廠上的1000億預算，可以投入在能源轉型上。在節能與再生能源的發展上，創造更好的效益。

台大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趙家緯指出，若將此1000億元興建費用，投入至這六年間的節電，將使2025年累計節電量達到200億度，也就是深澳發電量的二倍以上，尖峰負載抑制量達到440萬瓩，將是深澳淨尖峰能力的三倍以上。且若投資至設備汰換上，其可帶動1580億元以上的投資，創造的產業關聯效果更為顯著。

觀塘三接站選址仍是錯誤 環團籲展開聽證 重新評估

但停建深澳是從基於三接站的順利興建而來，這樣的交換仍不獲環團的認同，張凱婷表示，這將成為政府能源政策的下個嚴重錯誤。蔡雅瀅認為，既然賴清德那麼重視天然氣的佔比，那更要認清選址觀塘真的是條件不佳的事實，還是盡快另尋其他地點才是上策。即便不說生態爭議，冬季海象不佳、潮差過大，安全操作天數短，加上腹地狹小未來難以擴充，都是觀塘不足以勝任三接站這個重要設施的理由。

潘忠政更批，深澳跟三接並非二選一，三接也請賴清德把黑手拿開，重新評估，強烈要求應召開與三接開發案有關的「藻礁保育」、「天然氣缺口」、「能源轉型」、「環評程序正義」的聽證會。

The Qixing Mountain System meanders through Tamsui, Jinshan, Sanzhi, Shimen, Zhusongshan and Wanli, fanning off into settlements and production landscapes until it finally reaches the sea. Because farmers in these areas engage in crop rotation, leaving a portion of their field fallow each year, these settlements create a suitable habitat for aquatic organisms such as the Taipei frog (Rana taipehensis) and Chinese water snake (Enhydris chinensis), and are also rich in natur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Historically, Taiwan’s agricultural landscape exhibited a similar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agriculture and ecosystems; however, as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fell by the wayside, this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lso began to disintegrate. Transition to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helping to restore fractured ecological systems in the Central Mountain Range. In an effort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about this conservation success - and help preserve production landscapes -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was launched, spreading the message tha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is crucial to maintaining healthy ecosystems.

Transforming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to a suitable habitat

Farmlands traditionally provided shade t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wild fauna and flora;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d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s, many species have become endangered or extinct. At the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Friendly Farming and Farmland Ecology”, Lin Hwa-Ching (林華慶), Director General of the Forestry Bureau, pointed out that many of the threatened species listed on The Red List of Vascular Plants of Taiwan live outside of protected zones. Most of these plants are threatened due to habitat deterioration and the use of herbicides, with the notable exception of the orchid, which is threatened because people collect them.

As coastal areas and foothill zones largely consist of private farms and woodlands, applying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zoning practices is a challenge. However, by training residents of these areas in sustainable production methods, it is possible to transform these areas into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both supporting livelihoods of local people and also conserving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se Community Conserved Areas break free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framework and are a positive step towards the ideals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othill ecosystems and "satoyama" (foothills in Japanese) landscapes can play an important role as buffer zones between forest and urban landscapes. The Feng-Shu (楓樹) Community in Tongxiao (通宵), Miaoli - a conservation area for the leopard cat (Prionailurus bengalensis) - is one such example. Farmers engage in eco-friendly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nd don't use chemical fertilizers, ensuring the leopard cat is not directly or indirectly harmed.

The secondary forests surrounding the farmers’ fields make a very suitable habitat for the leopard cat - who are also performing a much needed service to the farmers by feeding on field mice, according to surveillance camera footag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is community conservation system is self-evident: not only are leopard cat populations increasing, other predator populations are also on the rise, including small Indian civet (Viverricula indica pallida) and masked palm civet (Paguma larvata). Another positive exampl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can be seen in Zhongliao, Nantou, where wild animals often spotted in the fruit orchards.

According to Lin, the success of these two areas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the value it creates by encouraging community cooperation and supporting micro cultural industries. As use of chemical fertilizer and pesticide threatens species of concern - as habitat reduction in area or habitat fragmentation due to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s first step is to inventory of all known agricultural areas, and cross-reference this list with habitat information for species of concern, such as birds, frogs, freshwater fish, and rare plants.

By simultaneously promot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and eliminating adverse conditions,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hopes to repair the functioning of ecosystem services. Farmers are key actors in the plan. When farmers’ cooperation in implementing 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practices, the result is a win-win situation.

Another distinctive example can be seen in the water chestnut fields in Kuantien (官田), Tainan. The floating leaves of water chestnut plants offer an ideal place for pheasant-tailed jacanas (Hydrophasianus chirurgus) to propagate and lay eggs. As a result, this region is home to Taiwan's largest population of pheasant-tailed jacanas. However, during the winter production season, farmers sow the rice seeds instead of transplanting the rice seedlings, and spray the fields with toxic chemicals to prevent sparrows and migratory birds from feeding on the seeds. As a result, the birds that would otherwise forage in the rice paddy fields during the winter instead wander the land in a desperate search for nourishment.

A group of agricultural and ecological experts worked together to develop a countermeasure to this problem. Beginning in 2011, farmers that transplant rice seedlings in the winter season received a subsidy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reduce chemical fertilizer use according to green conservation benchmarks. When the program first started, there were only seven households participating, with land totaling just 3.3 hectares. As of today, 25 households - owning a collective 40 hectares of land - from all over Taiwan are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helping improve Taiwan's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image. Regarding the agricultural areas that have not yet threatened the surrounding ecological systems, the goal is to maintain this situation.

Coastal wetlands are also designated conserved areas that provide important ecosystem services; however, they are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agricultural activity, including crop fields, livestock pastures, and fish farms. As a result, conservation efforts can only be as effective as agricultural practices allow.

Shuanglian Pond (雙連埤) i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wetland conserved area. As a key habitat for many of Taiwan’s indigenous aquatic plants and endangered Japanese rice fish (Oryzias latipes), the Yilan County Government declared this place a wild animal conservation zone. However, the pond is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agricultural districts that engage in conventional agriculture. As a result, herbicides drain directly into the pond. As long as Shuanglian Pond continues to be impaled with contaminated irrigation runoff, its status as a protected area makes little difference in the conservation effort.

Lin states that the main focus of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is to maintain ecosystem function, and even transform surrounding ecosystems into habitat corridors in order to expand conservation effectiveness. All of the conserved areas in Taiwan - including Aogu (鰲鼓) plus conserved areas and ationally important wetlands in southwestern coast, or Shuanglian Pond, Wushierjia (五十二甲) Wetlands, and Lanyang Estuary (蘭陽溪口) in Yilan - can transition away from their current status as ecological islands to become ecological corridors. These areas demonstrate the strategic role that ecological agriculture plays in repairing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Key elements of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Dongshih Forest District Office (東勢林管處) has been cooperating with five different long-standing Ayatal tribes in Guguan (谷關), Taichung - they are Hrung (哈崙台), Tbulan (松鶴), Sikeba (斯可巴), Pasing (南勢), and Lilang (裡冷) - over the last year to promote the Satoyama conservation plan in response to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Its slogan is “Qyunan”, which means a sustainable place for an untroubled life in Atayal, to represent the Ayatal Satoyama spirit.

With a solid foundation in culture and tradition and a primary focus on maintaining biodiversity, the plan will carry out sustainable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land use, according to Hsu Ya-Ching (許雅青), Case Officer of the Dongshih Office. In order to compile a collective database of Guguan’s indigenous knowledge, they first researched the history of tribal migration and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ollected information about traditional life - and launched the satoyama conservation task force.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ich three production landscapes within the administrative region should take precedent, Luodong Forest District Office (羅東林管處) developed a sorting mechanism.

Weng Yi-Ling (翁億齡), Technical Specialist of the Luodong Office, explained the process for selecting the regions of focus. After surveying the biodiversity database (e.g. protected species distribution maps, community forestry survey data, and historical ecosystem data) and any ecological niches considered ‘high priority' by the online community and NGOs, they compiled the data into a comprehensive list. Afterwards, they deducted any areas that had already received conservation status from the government, and narrowed the options to 17 different high priority areas. After taking into account conservation urgency, willingness of local actors, and each area’s strategic position, they finalized the list to just three sites.

The first site on the list, Sanbanqiao (三板橋), Sanzhi, is home to the Chinese Water Snake and other aquatic animals. Alibang (阿里磅), Shimen, the second site, lays claim to the most stable population of the Taipei Frog in northern Taiwan. The final chosen site - Xinnan rice paddy fields (新南田區), Langyang Estuary - is an important habitat for endangered bird species. Weng reports that, according to 31 different surveillance sessions, 78 different species of birds were recorded in the paddy fields  - 8 of which are listed on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In case of storm surge or further human-caused habitat disturbance, the rice paddy fields will certainly become an important habitat for these birds.

The land can grow rice once per year, with a growing period of three to ten months; for the remaining time, the fields are left fallow. However, many conventional farmers used to apply herbicide to fields, instead of leaving them fallow. This all changed when Lin Zhe-An (林哲安), the visionary behind Tiandong Rice (田董米), became involved and encouraged seven different farmers to start growing Tiandong Rice using ecological agriculture methods. After that, the situation began to change. Despite having already applied for Taiwan’s Green Conservation Label (綠保標章), the fallow period regulated under the subsidy is not long enough to transform the area into a suitable habitat for waterfowl - and so further measures need to be taken.

In order to make up for the deficiency in subsidy payments, the Luodong Office incorporated 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 PES, to the National Green Network.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ecosystem services, they worked alongside Tiandong Rice farmers to regulate water level, widen rice field embankments and increase plant cover, and use agricultural waste as nourishment for wild plants. Afterwards, the bureau investigated and surveyed the effect on the ecosystem. The payments the farmers received for their efforts replaced payments they would have otherwise received from subsidies. Rather than being paid to let fields lay fallow, they were paid to improve ecosystem services—and help increase biodiversity in the rice paddy fields where produce the Tiandong Rice.

Working together to make conservation possible

One of the core ideas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s to bring together a diverse group of stakeholders to discuss community public affairs. Hsu Fang-Chia (許芳嘉), Technical Specialist of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花蓮林管處), shared the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been happening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in the Xinshe (新社) of Fengbin (豐濱), Hualien. Many different ecosystems exist side-by-side within this little village. Underneath the rich forest, steam, farmland, and marine ecosystem is the watershed, which is the water source of the stream that trickles into the farmers’ fields; it eventually empties into the ocean - where coral reefs are nestled three meters under the ocean surface.

The two tribes living along the stream, the Dipit (復興) tribe of the Amis upstream and the Xinshe tribe of the Kavalan along the coast, have a long history of using natural resources. Due to starkly different customs, there is little exchange between the two tribes.

In 2016, Lee Kuang-Chung (李光中),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Studies,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put forward a proposition to form an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Initiative through the combined efforts of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花蓮區農業改場),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s Hualien Branch (水保局花蓮分局), and the two tribes. Stakeholders can voice their opinions in a cross-regional discussion platform. Changing the behavior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an simultaneously conserve the natural habitats all over the region, from the forest ecosystem to the coral reef, and make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a reality.

After running for two years, the plan is gradually starting to gain traction. Hsu of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reports that the results of an ecological survey of the stream demonstrates that the cross-region platform has been quite effective.

The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commissioned the Huilanfeng Ecological Company to conduct an ecological survey of the streams, including Jialangxi (加塱溪) - a natural habitat for the amano shrimp (Caridina multidentata). Spanning from the source of the stream all the way to the drainage basin, there are 153 step-ladder type groundsill works, each one using a different type of engineering design. Because of this, the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invited the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Bureau’s Hualien Branch to join forces and restore the stream habitat.

The Hualien District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Extension Station analyzed the water source and each species’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determine which aquatic crops were best suited to the local ecosystem. They also factored in physical labor requirements for each crop to ease the burden of crop maintenance on local farmers. Through an assessment of labor, ecosystems, and agriculture, they determined that water spinach, watercress, and Manchurian wild rice could be grown in a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manner without imposing on the lives of local farmers. However, due to high temperatures for implementing aquaponics, the Station first conducted an indoor trial experiment planting just a Fen (around 969.917m²), of water spinach.

Additionally, in order to better understand potential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e Hualien Forest District Office conducted a market survey on the shrimp resources. They hope that sustainably-raised Amano shrimp will be able to benefit local people.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projects, which involved a top-down regulation issued by the government, this project evolved through a discussion with relevant stakeholders about community expectations, livelihoods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is project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mechanism and function of the cross-regional platform.

The platform kicked off in 2016. After being in operation for around a year and a half, it has also been featured in a documentary. Hsu Fang-Jia plays the preview for the documentary, “Season of Healing (復新好時光)”, at the conference.

The original article can be found here.

今年夏天（編按：2018／6／15上映）最靠近海洋的電影《只有大海知道》是難得有海為主題的電影。

到蘭嶼旅行前，電影《只有大海知道》帶你認識蘭嶼的孩子和海洋；繪本《天上飛來的魚》和《會飛的禮物》，用飛魚為鑰匙，帶你看見蘭嶼的達悟文化、風景、漁獵、潮間帶、水芋田和拼板舟。

近年台灣陸續有幾部以原住民為主題的電影，我喜歡《只有大海知道》單純的故事軸——一個隔代教養的蘭嶼孩子馬那衛，他與akes（達悟語的祖母）一同生活、一起想念在台灣打拼的爸爸，他在學校發生的事，以及他看見的世界。

導演安排一條非常直線發展的文化覺醒歷程，馬那衛從一開始拒絕傳統的食物——芋頭，吵著要吃炒飯，以及抗拒丁字褲，到最後主動向akes表示要吃芋頭。故事雖然簡單，素人演員們質樸真誠的表現，尤其是飾演祖孫倆的鍾家駿和李鳳英，完全撐起這部片的骨幹。好像經歷了好多事，但故事最後又回到一開始，祖孫倆在森林裡有說有笑的採摘龍眼，似乎舞蹈比賽啦拍電影什麼的，對當地人的平靜生活也不會有太多變化。

我只去過蘭嶼一次，但我認為以現代的攝影技術，不管是空拍、陸地或水下應該都可以有更亮麗的表現，不知道導演選擇如此內斂的呈現方式是否另有考量。而跟《太陽的孩子》粗暴置入許多議題，演員們表現憤怒的方式就是吼來吼去相比，《只有大海知道》已細緻單純許多。不過飾演老師的黃尚禾，表演方式好樣板，在情緒的處理實在扁平，常常讓我覺得尷尬出戲。雖然我了解劇本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但在敘事上把老師從一開始厭惡蘭嶼，直接跳到他親身參與、帶領孩子們認識在地文化的轉折有些斷裂。這樣草率設定一個漢人老師好像比蘭嶼人更了解蘭嶼，彷彿文化拯救者的角色也讓我感到不安。

整體而言，看得出導演和劇組花了非常多心思跟當地溝通，以及培養素人演員們彼此的默契，是難得的海洋片啊！

除了看電影來認識蘭嶼，這次介紹以蘭嶼重要漁獲和文化象徵——飛魚為主題的兩本繪本。由劉伯樂自寫自畫的《天上飛來的魚》，其實2006年就出版了，今年步步出版把原本菊八開的尺寸稍微截短，封面也從拼貼島景、拼板舟、飛魚遠去的背影，與穿戴傳統銀盔、手拿魚槍和長刀的達悟族人，聚焦成視覺上更簡潔、更切合主題的飛魚群。

《天上飛來的魚》是知識型的繪本，畫家劉伯樂精湛細膩的鉛筆水彩描繪功力非凡，一一呈現蘭嶼最重要飛魚汛期、達悟女性辛勤照料的水芋田、野銀聚落的地下屋、族人向晚乘涼的涼台、耗費眾人心血與勞力的拼板舟下水。如果只能選一本繪本代表蘭嶼，論畫面的成熟度和文字采風，絕對是不二之選。

對蘭嶼人而言，什麼是快樂呢？

以為自我放逐到小島，就會快樂了嗎？繪本畫家劉伯樂告訴你，才沒那麼簡單：厭世的還是會厭世、吃不慣的就是吃不慣、還有可怕房貸等著你。

在蘭嶼島上，我做了環島旅行，體驗了拼板舟海上航行。上山拜訪神祕的天池，山不高無仙則不名；下海尋找龍宮的線索，水不深無龍也不靈。住了地下屋，感到混身不對勁；吃了飛魚、小米和芋頭，只是食而無味。最後還學著達悟人休閒的方式，打著赤膊登上了島上特有的『涼台』。

涼台上海風徐徐，皎皎明月蕩漾在水面上，然而心情仍然無法平靜。文明社會裡所有的困擾：房屋貸款、汽車保險、小孩就學問題、工作的瓶頸，加上此行的任務….，生活上諸多煩惱，如影隨形跟著我來到天涯海角，像海浪一樣，一陣一陣湧上了涼台，充塞整個心頭。——劉伯樂〈自序〉

到底什麼是快樂呢？劉伯樂最後發現，這個小島雖然看似什麼都沒有，但遇見的達悟人都顯得放鬆愜意而快樂。他猛然醒悟：原來只有平凡才稱得上偉大，擁有快樂的人才是真正的偉人。

整本繪本雖然精簡，我卻非常驚豔劉伯樂以飛魚視角來陳述的敘事角度。而要怎麼樣才能成為快樂的達悟人呢？他說，飛魚的願望是成為達悟（達悟在南島語系裡是Tao，意謂「人」），在島上快樂的生活著。捕捉飛魚，曬乾放入陶甕保存；達悟族人為飛魚製作特殊的偶形陶甕，幫助飛魚達成願望。而沒有被抓到的飛魚則變成鳥，飛回天上，希望來年能被捕捉，變成快樂的達悟人。多麼單純又緊扣達悟生活節奏的心願，文字寓意深長又充滿詩性，搭配溫柔筆觸與構圖活潑的畫面，別猶豫了快買！

細節裡見守護環境真心——《會飛的禮物》

去年（2017）底問世的蘭嶼繪本《會飛的禮物》，作者范欽慧把自己在台灣各處旅行紀錄的經驗，轉化為小女孩隨著拍攝工作的媽媽一起到蘭嶼旅行的故事，透過小女孩的眼睛和經歷，表現出她對蘭嶼的印象。首先映入眼簾的是爬得老高的山羊，然後是曬在架上的滿滿飛魚。小女孩看著當地的小朋友在涼台玩耍。晚上，她與媽媽一同出海，看漁人在沉靜夜裡捕飛魚。

在連綿的水芋田裡，他們捉螃蟹玩，白腹秧雞匆匆跑過，小女孩第一次吃到林投果實。她也跟著新朋友到潮池裡撿貝殻玩耍，這兒有石龍子、海膽、藍黑相間的黑唇青斑海蛇（很溫馴請不要殺牠）、螃蟹、陽隧足、裸胸鯙，以及海濱耐旱的植物－龍舌蘭、白水木和馬鞍藤。森林裡，傳來角鶚的嘟嘟鳴叫，孩子們對天牛嘖嘖稱奇。最後，小女孩跟媽媽坐船離開，沿途竄出水面的飛魚好像在向她們道別。

《會飛的禮物》的繪者莊詠婷是環境繪本《野溪怎麼了？》的繪作者，清淡的水彩畫風不失童趣。蘭嶼的美值得我們珍惜，但也有許多破壞環境的事正悄悄發生。仔細觀察好幾頁都有偷藏彩蛋，繪者對環境的關懷和擔憂不言而喻。像是幾乎融入夜色的反核旗、潮池裡的海廢、畫面遠處出現一大群的觀光客機車隊伍、捕魚網子裡垃圾比魚還多、山豬嬉戲的路旁堆著營建廢棄物和輪胎、港口邊持續興建的民宿等等。

在向孩子解說蘭嶼的風光和生物時，也可以試著用這些畫裡的小線索提醒，看似純淨的島嶼，需要大家一起守護。要去蘭嶼小旅行嗎？你可以

1. 自備洗浴產品、水壼、餐具和便當盒，少去一次用的拋棄式盥洗用品和免洗餐具
2. 自己製造的垃圾自己帶回來，或多背一公斤資源回收物回台灣
3. 揪朋友一起淨灘
4. 浮潛或潛水時把海裡垃圾撿起來

※ 本文轉載自作者Medium

「曬書店」所在的台南市新營區，是位處嘉南平原上的一個平凡小鄉鎮。嘉南平原習稱台灣的糧倉，農作興盛，農漁村聚落散布各地。自政府推動「新農人計畫」以來，據統計至年為2017年止，台南市新農人已超過一千人。

這些新進從農人口對既有的傳統農村與農業會帶來哪些改變？他們又遭遇哪些生產與生活上的課題？以及有否可能在各地的「食與農」社群關係中產生量變與質變，值得持續追蹤與關注。

新近閱讀的兩本書正好提供了可參照思考的理論觀點與實際案例。《食農社會學》集結日本十多位食農專家學者的專論，從巨觀的視野探討食農議題的諸多面向，以社會學的角度點出食農問題的核心，剖析工業化農業生產與市場商業邏輯如何運作，並用農藥、畜產、廚餘垃圾為例，追溯食安危機的根源，同時反思人類與大自然的關係，最後佐以日本的地方實踐案例，提供另類發展的可能性。

《東京農業人》則是由「東京寫真學園」畢業的新銳攝影師團隊實際走訪位處東京近郊的農友，藉由動人的照片與採訪文字展現三十多位東京農業人的故事與職人精神，讓人們看見務農的價值、品牌經營的智慧與創新傳承的美好。

多元類型的農人與農家

在《食農社會學》有篇專論〈農之擔綱者—多樣化的方法〉，指出所謂「農之擔綱者」，其中的「農」不單指作為產業的「農業」，還包括糧食自給自足以及農村生活中與「農」有關的各種事物，而所謂「擔綱者」就涵蓋在當地從事與農相關事物之人、組織或團體，也就是不局限於傳統「農家」概念，而包含了以不同形式居住在農村的各種人群。

這篇專論進一步分析，就算是農家也是非常多元，這其中除了在地世代務農的類型，還有從外地搬到農村的「新進從農」(I turn)，或是主要為嚮往「田園生活」而移居農村或不定期前往協助農作的「J turn」，也有原本在其他地方工作後來再返鄉繼承家裡農業的「U turn」。另外，這些從農族群還包含不同年齡層人口，以及「退休歸農」或專業農、兼業農、半農半Ｘ、「受僱從農」等各種不同的身分角色。

對「農之擔綱者」多樣性的理解其實有助我們釐清「新農人計畫」推動前後迄今呈現的這波返鄉務農現象，避免掉入「新農人」多是不適應都市生活的年輕人或者文青式懷舊鄉愁的刻板印象。對促進地方的食農社群發展與深化而言，認識社群成員的多樣性更是重要的提醒與功課。

建立在地食農行動網絡

《東京農業人》呈現的三十多位小農職人對「地產地消」的理念顯得有志一同，身體力行。在銀座大樓屋頂養蜂採蜜，搖身一變成為只能在銀座街上享用的飲料、點心及餐廳料理；餐廳打造自家菜園提供新鮮安全食材，菜園同時也可充作結緍典禮會場；多數農場都設置直賣所，提供附近居民及學童體驗、參觀、消費。

「地產地消」是食農運動標舉的重要理念，除了個人關注的食物健康安全，背後還有更深刻的人與土地環境之間的關懷，也需要在地穩固與綿密的社群網絡的支撐。曬書店自今年年中起參與了由在地社區大學、非營利組織和店家、農友共同發起的「小青新農學社」，計畫以小農、青農及新手農夫為主要支持對象，從「如何在農村穩定好生活」的角度出發，連結更多在地店家與消費者，形成與農政單位或農會等主系統互補的小網絡，開展創新與實驗性的行動方案。《食農社會學》和《東京農業人》這兩本書提供我們許多思考新方向與真實案例的參照。

※ 本文轉載自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原刊登於《綠主張》月刊，2018年10月，179期

東北季風吹入島嶼氣溫開始下降的季節，大武山下的屏東平原仍是溫暖和煦、氣溫舒適的艷陽天。「現在是最適合玩『打滂仔』的時候。」長期在屏東萬巒推廣自然體驗、客庄文化傳承的蔡森泰，這天帶著年輕社區工作者一起在五溝村佳平溪下水打滂仔。

「打滂仔」（da³¹ pong²⁴ e³¹）是客語，過去鄉下孩子在溪流中抱著竹筒、橡膠筒順流而下的一種遊戲，現在比較時興的說法是「漂漂河」，漂浮用具多改為游泳圈或輪胎等。

五溝水是大武山下的湧泉帶，每年夏天雨季過後，地下湧泉汩汩冒出。此處為東港溪的上游，山林溪水順流而下，來到此處水流蜿蜒平緩，尤其進入秋冬乾季，水量穩定、清澈，正是玩打滂仔最好的時候，從10月到次年4月都很適合。

河道水泥化工程和濕地保育的拉扯

來到五溝的大伯公廟，先向這位駐守在村莊河口的土地公報告今日的活動，請伯公保佑今天水流順暢、眾人都能平安順利飄向下游。三面環水的大伯公廟是社區的信仰中心，村民早晚以茶、香祭拜，富含歷史和在地氣息，多年前縣府以生態旅遊潛力據點和社區公園的定位，進行周邊硬體設施的改造，在溪溝邊設置了水岸遊徑，讓民眾可以下到河道親水、認識五溝的自然特色。 

過去幾年，五溝的河道水泥化工程，一直在社區保育團體和公部門間拉扯。近年五溝水守護工作站駐地人員與村民取得較好的溝通與共識，對於家鄉因湧泉而生的珍貴自然資產，願意一起呵護，並且透過體驗導覽和小農市集的方式，讓更多人認識五溝水，這裡的湧泉、水草、魚類、客家夥房文化和農產特色等。

縣府或鄉公所執行地方工程近年已知道要與在地團體溝通，以減少對生態的破壞和不必要的衝突。不過，今年6月大伯公廟前、社區活動中心前的堤岸，卻又突然遭動工挖掘，工程廢土就直接覆蓋在河面上，經在地工作者發現才緊急停工。長期調查五溝水域生態的邱汶泉心痛地說，「你不知道這樣施工覆蓋掉了什麼，那裡本來是個適合原生魚類生存的水窟，即使半年後水質恢復、生態回來，是不是當初的水草和魚類，沒有人會知道。」

五溝水濕地有台灣一度消失僅在此地採集到的探芹草（Hydrolea zeylanica）、此地僅有的屏東石龍尾（Limnophila sp.），努力復育的半紋小鲃（Puntius semifasciolatus），還有蝦虎、各種螺類等。即使保育人員細心守護，像這樣未經溝通的小型河岸工程瞬間就可將棲地毀壞、讓珍貴的生態消失。公部門未經思索的民眾服務，卻可能造成在地重要資產的巨大損失。

順流而下  看河流的生態與文化

準備「打滂仔」的一群人走下階梯來到河岸後，先灑水向河，向河打聲招呼，再向岸上和同伴潑水，讓彼此適應水溫、放輕鬆，接著一個個躺上輪胎圈，順著河水的節奏，向下游漂去。

大伯公以下的佳平溪，雖有湧泉水匯入，但承接著上游養殖業的排水，並非完全清澈。溪流因河道深淺彎曲度，流速或快或慢，離開聚落後，河岸較為自然，可見兩側緩坡土堤；兩、三年前，縣府又在河岸一側施做腳踏車休閒步道，不僅挖深河道，兩旁的原生植物也一併被怪手挖除。當時在地保育人士歷經一番溝通和爭取，才保留住幾叢大竹子，讓水流有所緩衝，河岸景觀也較多元。

蔡森泰說，打滂仔有趣的地方就是要順著水流而下，觀察河流的生態和變化，也能認識在地人與水互動的文化。

遠方樹叢中有翠鳥的窩，「這裡原來有三對翠鳥，因為河岸工程如今只剩下一對。」岸邊水面下有幾處明顯的凹洞，「是琵琶鼠的窩，也就是常說的垃圾魚，琵琶鼠是凶狠的外來種，即使混濁的水也能生存。」

在一處和緩的水邊，大夥再次停下來，撈起河底的泥，蔡大哥說，這就是過去五溝幾處磚瓦廠生產紅磚用的土，居民在河裡挖土，再用岸邊常見的黃荊作為燃料，就可燒出很好的磚瓦。五溝的磚瓦廠如今已經消失，但聚落中許多保存完整的紅磚瓦夥房，見證著這段過往的產業歷史。在打滂仔的遊程中，參與者體會了河水與人的緊密關係。

漂流在河中 成為自然的一份子

在流速不到10公里的水中漂浮著，仰望天際，可見黑鳶和大冠鷲在藍天翱翔，更近的水面也有紅冠水雞、白腹秧雞和白鷺現蹤；來道彎道處回頭看向水源處，大武山正昂然地看照著這片土地。靠近下游，附近農莊主人說，岸邊可撈到河蜆，釣客喜歡來此釣魚，有時可釣到鱸鰻。順著河水緩緩而下，漂流在河道中的人，也成為自然的一份子。

到達預定上岸的地點，由於中途停下解說的緣故，一公里多的漂流大約花了40分鐘；也因為第一次下水略帶緊張感，未能好好感受在水中的各種感官體驗，因此大夥兒又再次提著輪胎圈往上游走去，這一次更放鬆地真實感受河水與周邊的大自然。

五溝水守護工作站近期陸續有各種生態教育和體驗活動，10月20日再度迎來「水草日」，要用種水草和放回半紋小鲃的行動，宣示守護濕地的決心。工作站也另規劃介紹客家夥房的課程，由引路人分享客家人在夥房生活的趣味和點滴，此外並有利用廢木創作和親河活動，帶在地孩子打造夥房裡的趣味遊戲基地，希望客家聚落保存的不只是建築空間，更是生活感的延續。

為制度化推動食農教育，行政院農委會擬於近期將《食農教育法》草案送立法院審議，並期望在年底前三讀通過。未來將邀集公私部門共組「食農教育諮詢會」擬定工作目標，並聯合衛福部、教育部及環保署共同推動。另參照日本食育日，農委會也將每月15日訂為食物日，鼓勵民眾多吃原型食物，消費在地食材。

《食農教育法》草案近期送立法院，期望建構完整的食育推力與拉力

農委會主委林聰賢13日上午出席「每月15食物日」推廣記者會，說明《食農教育法》的推動進度。「《食農教育法》草案預計在這個會期結束前送進立法院，並希望在年底前立法通過。」林聰賢說，推動《食農教育法》立法，可以更有制度推動食農教育，對全民意識提升十分重要。未來將配合學校營養午餐4章1Q的政策，融合學校教育、家庭教育跟社會教育一起推廣。

林聰賢指出，靠政府單方面宣導觀念並不夠，必須靠立法才能建立社會共識，讓農場到餐桌的串連更完整。「透過認識食物的全民生活教育，民眾才會成為更好的消費者。懂得挑好的食物，才有消費的拉力。」林聰賢強調，有政府在後面推，也要有消費者在前面拉。在全球化的時代，賣場裡的食物可能來自全世界，建立選擇食物的正確觀念，也是消費者自我保護的一部分。

效法日本訂定食物日，食農教育工作未來擬由農委會推廣科負責

效法2005年通過《食育基本法》，也是全世界第一個食育立法的國家日本將每月19日訂為食育日，農委會也將每月15日取諧音訂為食物日，邀集全民多吃在地、當令的原型食物。

《食農教育法》如順利通過，未來相關工作將由農委會輔導處負責。農委會輔導處農業推廣科科長陳玲岑表示，食農教育是跨部會的行動，與衛福部、教育部及環保署都相關，內容包含農產品安全、農產品加工到後端行銷等。制定專法時也曾參考日本、韓國等國的《食育基本法》。他說明，立法完成後，預計邀集公私部門成立 「食農教育諮詢會」，共同制定後續推動食農教育的行動方案。

※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農傳媒》，不適用CC共創授權條款。 

節電是門好生意？台灣第一家B型企業DOMI綠然能源藉著幫客戶換燈泡、冷氣、加裝隔熱等節能方案與教育訓練，達到企業本身的成長。截至2017年10月底，已為客戶省下1億3千萬元的電費。

聽起來理想又簡單，但如何突破節能就是吃苦、麻煩、省不了多少錢的負面觀感，說服企業掏出一筆錢來，換取長期才能看見的節電效益？綠然能源走過4年半，箇中辛苦與祕訣說給你聽。

讓數字創造有感  找尋改變的動力

所謂B型企業指得是運用商業經營，達到對世界有益的目標。以綠然能源為例，減少企業用電，台灣就不須蓋更多的電廠、不要發更多電，進而減少空氣汙染的危害。這也正是綠然能源 2013年創業的初衷。事實證明，這樣的商業模式可行，客戶從市政府、百貨公司、連鎖藥局、到外商銀行，四人小團隊迅速擴展，今年員工數達到19人。

綠然能源的經營模式不複雜。首先，透過完整的用電盤查與數據監測，讓客戶了解電力使用與浪費的情形。第二步是幫企業作節能規畫，提議更新耗能老舊設備或加裝節電設備的成本、節省的電力、預計回本時間等。

綠然能源共同創辦人胡德琦解釋，透過即時用電監測，大約兩週的時間就可以看出公司用電消耗與分布狀況，從員工進入公司、午休，下班與假日的電力都一目了然，不只是自動轉帳的一個數字而已。

看到數據後，很自然的就會開始想哪裡的電是不是太浪費了。綠然能源有一項特別的服務，不只是對大老闆們說明，而是以工作坊的型式帶動企業員工認識能源，甚至辦親子種樹派對。

胡德琦說，有時候由員工找出問題的效果更好，一起找出原因，甚至想出改進方式。例如，有家公司人數最少的分店居然最耗電，原因竟是在一台待機時間很長的二手咖啡機。大家也會提議，是不是冷氣該換了、加班的人或許可以集中工作區域等，這些經驗也可以進一步擴展到員工的家庭。

心動卻不行動   價格戰外的選擇

數據會說話，卻不代表行動。對企業來說，賺錢比較重要，更新看起來還可以用的設備，永遠可以暫緩一下。「從數字來看，這筆錢一定賺得回來，但要企業當下掏出一筆錢，並不容易」，胡德琦說，「一般來說，企業希望能在二年內回本」。

利益導向的企業文化下，有的廠商打起價格戰，也有企業直接問「你們有比較便宜嗎？」不希望節電品質被犧牲，綠然能源反其道而行，提供備品與保固，要讓節電更簡單、省心。

「基本上，大家都了解節電的原理，卻沒有動力。我們在尋找的是企業的動力，這個關鍵人，他必須能看懂節電的價值。」

不靠價格，還能用什麼觸動人心？胡德琦坦承，這沒有單一的答案。有些企業是為了企業形象，有些則是看口碑，見到別家公司的節電成果不錯，願意試試看；有些人無法一次負擔太高金額，這時要解決分期付款問題；有些老闆覺得員工一起加入，團隊共識很重要，綠然能源則會提供工作坊。

全新打造政府民間的節電合作

綠然能源在2018年成為B型企業「對世界最好企業」（Best for the World）獎大贏家，拿下「環境獎」、「社區獎」和「總體獎」三冠王，服務對象也不再侷限於企業。2015年起，綠然能源與台北市合作改善台北市1600多戶弱勢家庭的照明；2017年則與新北市合作，協助200家服務業、連鎖業者、獨立商店推動節電。這兩項活動的緣起要說到2015年的「自己的電自己省」智慧節能計畫。

在過去，能源向來屬於國家政策，地方政府著墨空間很少，缺乏能源政策，也沒有大筆預算推動節能計畫。「自己的電自己省」是首度中央將節電任務交予地方的大型計畫，從零到有，見證並參與這個轉變，胡德琦說，看到很有心的公務員，他們不拿KPI來看節電，而是努力的想突破瓶頸。

站在協助政策推廣廠商的立場，綠然能源一方面看到政府節電推動的困難，另一方面也看到廠商要加入的阻力，如何為各方建起合作的橋樑，「我們都在學習中」。

揮別連日綿綿陰雨，迎來秋高氣爽的悠閒假日，14日台大校園蒲葵道上聚集了全台十個農夫市集，吸引專程而來的常客與路過的行人駐足，有些商品中午前就銷售一空，讓人讚嘆農夫市集魅力驚人。但實際上，近年逛農夫市集的人數已大不如前。

水花園有機農夫市集與好食機等機構14日起展開一連兩日的「全國農學市集研討會」，會中針對市集面對的市場與氣候挑戰展開熱烈討論。「除了下雨外，熱的影響更明顯。去年夏天長達八個月，消費者不想出門，農夫市集大受影響。」水花園秘書長黃俊誠在當天指出最直接的因素──氣候變遷，以及通路的變化。

農夫市集十年前開始出現，至今綠色商機已成消費市場。大型超市如全聯、家樂福、好事多都賣有機蔬菜、全家超商更開創青農鮮蔬銷售。想要直接跟農夫買的，網路平台可以24小時下單。銷售管道增多了，似乎是好事，但對靠天吃飯的農夫市集來說，這次的考驗很嚴峻。

台大農藝系名譽教授郭華仁補充，除了大型通路與電子商務的因素，行銷策略上也需要探討，農夫市集沒有擴及同溫層以外的族群是原因之一。

抓住消費者的心  尋找農夫市集新亮點

「農夫市集不可以輕易的投降」，郭華仁強調，要翻轉消費者的習慣，農夫市集擁有重要使命。他指出，所謂友善環境的農作其實分很多等級，拿到有機認證的產品只占1%。許多有機專賣店的產品都來自國外，很難照顧到本地農業環境。

但回歸到消費者，逛農夫市集的目的是為了幫助小農、為了環境正義嗎？還是為了買到新鮮產品？

知名作家番紅花以一位媽媽的身分跟日本逛市集的經驗道出一般消費者的心態。「逛完市集、買完菜真的累了，回到家還要作飯，實在很累。讓農夫市集好玩很重要。」

她建議，農夫市集也應該要有好吃的食物，讓一家人把逛農夫市集當成假日好玩的活動。台灣的農夫市集大多缺少肉類、海鮮，讓主婦還要跑第二個地方，這也會造成不便。

強調原料直接向農夫購買的手作果茶飲食獵果舖創辦人古碧玲也表示認同。她在荷蘭逛市集，採買蔬果、魚蝦貝類、加工品、漬物，熟食，讓人流連忘返。而陳列繽紛不僅襯出產品價值，更兼具美麗、親切、還有舒適、時尚，她建議台灣可以從這一點加強。

讓市集成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古碧玲提幾個做法，例如，賣茶的時候，旁邊可以有讓客人坐下來喝茶的茶席。許多人不會作菜，將農產品作成熟食，不僅逛市集時可以吃，回家也更知道怎麼料理。

迎合都市品味？堅守鄉村價值？新一代市集尋找答案

理想雖好，但由誰來做？研討會中，有一番討論。已經很辛苦的農夫要兼做熟食，或是請專業餐車來做？有人認為佈置要農夫親自作才有自然的味道，但專業的美感訓練、市集經營的人力與經費都有限，有現實面的困難，需要外界資源的協助。

來自中國北京有機農夫市集的常天樂道出一個省思。她說，讓市集有趣、好玩、多樣確實重要，北京農夫市集也正在做。但背後的文化意涵、審美是由誰定義？當大家說，農產品的擺法不美，應該要改變，這代表農夫市集被動接受都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型態嗎？是不是該更叛逆一點，挑戰而非迎合，自然呈現農民文化，讓城市臣服農村價值！

古碧玲認為，市集的營造需要專家，但不是要把農夫市集打造的像百貨公司一樣，而是讓農夫與專家共同合作。

歷經百花爭鳴的時代，農夫市集在逐漸式微時刻，也不斷力求突破。例如推出綠色餐飲指南，與綠色餐廳合作；也有市集開始做產品開發、多角化經營等。

黃俊誠堅定地說，「我們不會坐以待斃，也不會只喊需要幫忙。總有大型通路商做不到，而是農夫市集能做到的。」

強勁的落山風，長年吹拂著恆春半島，位在國境之南的墾丁牧場，是保存台灣黃牛珍貴種原的基地，也是台灣畜產研究百年歷史的開端。面對觀光發展帶來的開發壓力，這座百年牧場，如何在山海之間，守住生態農業的價值？

曳引機在籠仔埔草原上來回穿梭，趁著天氣晴朗，忙碌的收割牧草。這裡是墾丁最大的牧草生產區。早在1905年，日本專家就認定這裡適合發展畜牧業，為了選育能適應熱帶地區的役馬和役牛，替進軍南洋做準備，決定在恆春半島設立「恆春廳種畜場」，也就是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的前身，一般習慣稱呼它「墾丁牧場」。

墾丁大草原  復興國產牧草

在沒有農業機械的年代，占地超過1000公頃的牧場，從開墾、種植到採收、牛馬的飼養管理等，都需要大量勞力，牧場可說是當地居民重要的經濟來源。50歲以上的墾丁居民，長輩幾乎都在牧場工作過，是在地人共同的生活記憶。

墾丁國家公園設立後，20多年來觀光業蓬勃發展，台26線公路上出現熱鬧的墾丁大街，大街一旁的恆春分所，卻顯得神秘而陌生。其實，畜產研究工作並沒有停下腳步，只是隨著時空背景轉換，有了不同目標。

籠仔埔草原上，乾草打包機開過已經曬乾成金黃色的牧草，不用幾分鐘，就能把牧草做成牧草捲，讓牛羊即使在冬季，也有糧草可以享用。

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分所長陳嘉昇，是牧草和青割玉米的育種專家，多年來一直推廣國產牧草的種植與應用。台灣氣候溼熱多雨，早年業界普遍認為國產牧草的品質，不如溫帶國家的進口牧草。經過數十年的育種與改良，台灣牧草的蛋白質含量，已經有所提升。如今台灣草食動物所食用的草料，自給率已經超過一半。

替台灣黃牛建族譜  保種保未來

打開公牛舍的閘門，恆春分所內的技工，把台灣黃牛的種公牛，從牛舍引導到作業欄，準備採集精液。種公牛體型龐大，從趕牛到採精作業，研究人員和技工必須全神貫注，否則很可能會受傷。

台灣本土黃牛，雖然肉質風味濃厚，抗病力佳，卻因為體型小、生長速度慢，漸漸被農民淘汰。為了保存快速流失的本土家禽與家畜品種，農委會從1987年開始推動國家級保種計畫，維持畜產動物種原的多樣性。恆春分所負責的，正是台灣黃牛的保種與相關試驗。

1989年，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主任李光復，接手台灣黃牛保種計畫，近30年，每天與牛為伍。他將民間收集而來的黃牛，進行血統純化，建立家族系譜，也將原本只有70幾頭的黃牛族群，慢慢擴大到現在的兩百多頭。近年來，李光復除了嘗試將黃牛推廣給業者，也希望將現場作業經驗，傳承給年輕的研究人員。

草原美生態佳  開路規劃突來到

百年以來，維持低密度使用的廣大草原帶，不只有農業生產功能，同時也具有生態價值。長年關注墾丁生態的屏東環盟理事長洪輝祥指出，墾丁國家公園的山坡地草原和森林的交界處，是兩棲與爬蟲類喜愛的環境。每年秋天，赤腹鷹、灰面鵟鷹過境墾丁時，這些地帶就會吸引猛禽夜棲。洪輝祥認為，保持完整的草原帶，才能保有物種的豐富度，這也是國家公園內，許多聚落發展生態旅遊的基礎。

然而在觀光業者眼中，這些位在精華地段、景觀優美的大片草原，卻有著不同的價值。近20年來，包括恆春分所行政區，籠仔埔草原，大尖山下的大溪草原，都曾被選作BOT的開發用地。

挺過了幾次BOT開發風波，2018年，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完成轄內土地的第四次通盤檢討，繼續針對屬於一般管制區的墾丁大街區域，擬定細部計畫，提出了利用墾丁牧場來開闢外環道的構想。

依照現行法規，省道不能設攤營業，長年以來，相關單位始終沒有積極取締。墾管處提出草案，預計開闢一條20米寬的外環道，這條路從夏都酒店開始，將恆春分所行政區切成前後兩半，再穿過福華飯店後山。恆春分所靠墾丁大街一側8.7公頃的試驗田區，墾管處則希望規劃為公園。

一旦現有的台26線改道，墾丁大街降級為縣道或鄉道，地方政府就可以設置自治條例加以管理，違法攤販得以解套，墾管處也認為可以藉此提升墾丁大街的觀光品質。

洪輝祥卻認為，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道路密度已經過高，再多開一條路，將會使得棲地更加破碎化，威脅野生動物生存。

在台26線香蕉灣一帶，陸蟹媽媽在產卵途中，遭到車輛路殺，族群因而大量消失，是道路破壞棲地的前車之鑑。

墾丁開路密度高  反映開發壓力

世界各地的國家公園，對道路密度皆有所規範，以一平方公里的面積內，道路不超過一公里為指標。墾丁國家公園內的道路和面積比，卻已經高達1.6倍。

墾丁大街的細部計畫，預計今年底完成，接著再送至營建署審查。墾管處表示，會持續與恆春分所溝通，民間團體憂心，就算擋住這條路，難保不會再有下一次的開發。

一條路，或許帶來一時的便利，卻也可能侵蝕國家公園最核心的保育價值。當各界仍在爭論，該如何挽回墾丁觀光人潮，還有一群人，希望守護墾丁最原始的自然風貌。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路」過百年牧場】

10/15（一） 22：00首播
10/20（六） 11：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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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報導，科學家指出，大幅減少肉食是避免氣候災難的關鍵。

科學家8日才向全世界發出警訊，控制升溫1.5°C內須「前所未有的努力」，國際期刊《自然》10日刊登一份最新研究即指出，養活全球100億人口而不至破壞生態，農業必須徹底改革，且西方國家的牛肉消費需要下降90％，由五倍的豆類取而代之。

這份緊接在「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IPCC）《全球暖化1.5°C》特別報告之後發表的研究，同時是目前糧食系統與環境相關領域中最完整的研究。

餵飽100億人口 舌尖上的森林、農業、海洋

糧食生產已藉由牲畜排放溫室氣體、森林砍伐、農業耗水以及農業污染造成巨大海洋死亡區等各種方式，嚴重破壞環境。但是，如果全球人口2050年再增加23億人，全球收入增加三倍，那麼在沒有採取任何行動的情況下，其影響將更加巨大，更多人能夠吃到富含肉類的西式飲食。

新研究顯示，在這樣的情境下，環境將被到破壞到人類難以生存的程度。研究主持人、牛津大學學者斯普林曼（Marco Springmann）說，「我們是在將整個系統的永續性置於危險之中。如果我們還想繼續耕作和吃飽，最好不要再這麼做。」

「只有改變我們的飲食方式和糧食生產方式，才能養活全球100億人，」另一位研究成員、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教授洛克斯壯（Johan Rockström）表示。

控制暖化2°C：全球得吃「彈性素」

IPCC特別報告指出，要將全球暖化控制在1.5°C以下，我們只剩12年的時間。如果全球再升溫0.5°C，達到1.5°C，那麼乾旱、洪水、極端高溫的風險便會顯著提高。該報告稱，減少吃肉和奶製品很重要，但也言明現實是朝向相反的趨勢。

這份《自然》期刊的新研究，資料是迄今為止最全面性的，結合來自世界各國的綜合數據，評估糧食生產對全球環境的影響，也探討可以採取哪些措施來阻止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

研究人員發現，即使把升溫目標放寬到2°C，全球仍然必須轉型成「彈性素」（flexitarian）。「彈性素」指的是全球平均需要少吃75％的牛肉、90％的豬肉和一半的雞蛋，同時增加兩倍的豆類消費以及三倍的堅果和種子。

科學家表示，這麼做可以減少牲畜的排放量、更妥善地管理動物糞便，進一步減碳。

富裕國家的飲食習慣變化得要更劇烈。英國和美國公民需要少吃90％牛肉，少喝60％的牛奶，多吃4至6倍的豆類。然而，貧困國家數百萬營養不良的人民則需要多吃點肉和乳製品。

鼓勵少肉環境政策 「別讓政客太輕鬆！」

科學家表示，從教育、課稅、植物性食品補貼以及學校和工作場所菜單改變等多方著手，可以減少肉類消費。

為了遏止森林砍伐、水資源短缺和肥料過度使用造成的污染，農業需要深刻的改革。相關措施包括提高貧窮國家的農作物產量、增加普世性的儲水量以及更謹慎地使用化肥。

斯普林曼說，已經有國家開始行動。像荷蘭和以色列已經開始改善肥料和水的使用方式，而部分城市的年輕人正在大量減少肉類消費。

但他強調，事實是仍然需要全球性的變革：「我認為我們做得到，但需要政府積極主動提供正確的框架。人們可以改變飲食習慣作出個人的貢獻，也可以告訴當政者我們需要更好的環境法規——這也非常重要。別讓政客們太好過了。」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10月10日），Huge reduction in meat-eating ‘essential’ to avoid climate breakdown

大火快炒，高湯川燙，一道道牛肉料理，熱騰騰端上桌。早期農業社會，農民感念耕牛辛勞，有著不吃牛肉的傳統，隨著時代轉變，國產溫體牛肉，成了老饕最愛。你有沒有想過，餐桌上的牛肉是從哪裡來？是什麼樣的品種？台灣的肉牛產業，又正在產生什麼樣的改變？

圓滾滾的紅蘿蔔，一根根通過清洗機，再由人工分級、包裝，準備送往市場。雲林斗南是台灣重要的紅蘿蔔、馬鈴薯產地，總種植面積超過700公頃，每年產量上萬噸，生產過程中淘汰掉的次級品，原本是讓人頭痛的廢棄物，現在全都成了牛的大餐。進口飼料成本節節高漲，這套農牧整合，資源不浪費的循環生產模式，不僅為牧場節省飼料成本，新鮮的在地食材，也讓牛胃口大開。

國產牛肉找出路   進口牛來幫忙

國產牛肉業者張志名，曾是面板工程師，因為父親斗南鎮農會總幹事張有擇，提出養牛來消化農業副產品的構想，開啟了他的養牛人生，現在經營台灣少數出國產牛肉品牌的牧場。

為了確保肉質新鮮，剛屠宰的牛，以冷藏車送到分切場，師傅們在低溫十五度環境下，將牛肉依照部位一一分解。相較西式的分切方式，可以區別出菲力、沙朗等高單價部位，傳統的台式溫體牛肉湯，不會特別重視部位，皆以切成薄片、用熱湯川燙的方式來料理，牛肉單價也因此很難提升。張志名除了突破傳統料理方式，也決定引進專用的肉牛品種。

台灣的牛肉消費市場中，目前大約只有6%是國產牛肉，其中85%到90%，都是對酪農業者沒有經濟價值的乳公牛。但是乳公牛並非專用的肉牛品種，產肉效率差，肉質風味偏淡，牛隻來源也受制於酪農。

2017年，一批全身披著黑毛的純種安格斯牛，遠從澳洲來到台灣，幫助牠們適應氣候，是第一道必須面對的關卡。

初生小牛在草地上奮力站起身，展現生命力，張志名期望這些來自異鄉的嬌客，能早日成為台灣肉牛產業的生力軍。

回顧肉牛產業發展，其實台灣也有本土黃牛品種，1960年代，畜產試驗所曾從美國引進聖達牛，和台灣黃牛進行雜交改良，希望提升產肉效率，但最後仍不敵進口牛肉，試驗工作劃下休止符。

1987年，農委會啟動國家級種原保存計畫，保存快速消失的本土家禽、家畜品種，其中台灣黃牛的種原，30年來一直保存在國境之南的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保種不只保存活體，研究人員每年也會固定採集黃牛的精液，保存在攝氏零下196度的液態氮中。

樂齡生活結合台灣黃牛保種  牛轉人生新風景  

近年來，畜產試驗所恆春分所主任李光復，持續推廣台灣黃牛，目前已經有民間業者以技轉方式，發展台灣黃牛肉品牌。在李光復眼中，黃牛還可以是活化休耕農地的好幫手。

牛的繁殖期較長，從懷孕、生產到上市，需要三年，加上台灣農地昂貴，肉牛業者不容易擴張飼養規模，李光復認為，善用休耕地小規模放牛，是可以嘗試的生產策略。

高齡化政策暨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楊志良觀察，黃牛性格溫馴，許多在農村長大的長輩，早年也都有放牛經驗，他認為，長照其實可以結合畜牧生產，讓退休老農民有事做，又可以活得健康快樂。此外他也認為，台灣有豐富的草地資源，不應該浪費，提出了讓銀髮族在休耕地放養黃牛的構想。

高發會和恆春分所合作，先購買一批黃牛，家中有一公頃以上農地的銀髮族，可以免費申請飼養一對牛。生下小牛後，可以選擇把小牛送還給高發會，或者向高發會買下，協會就有資金持續執行計畫。目前在台南關廟、新竹五峰鄉等地，都有銀髮族響應加入。

不同的品種，不同的飼養模式，曾經幾乎消失在台灣田野間的牛，正慢慢重回現代人的生活中，改變著農村的風景。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牛轉餐桌】

10/15（一） 22：00首播
10/20（六） 11：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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