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上篇）台灣於2010年開始，引入里山倡議的做法，在中央山脈的生態保育廊道之外，在周遭的淺山地區發展以社區為主的保育策略，建構一個更具整體性的綠網。營造「讓保育從軸線變成分枝，有如血脈連結到海岸，成為緊密的網絡」，一個人與自然共生的生產環境。

在鄰近的中國，NGO及環境工作者進入到社區，陪著社區成長，即便不是以里山倡議為名義，但是發展出同樣里山精神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模式。

本報「中國綠色臉譜」專題，在今年8月，邀請四位在中國長期耕耘社區、聚落的環境工作者來台，他們分別是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理事長鄧儀、自然之友蓋婭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理事長趙中和美境自然創始人張穎溢。

在與環資新竹自然谷交流、參訪人禾陪伴的貢寮水梯田和宜蘭新南田董米之後，綠色人物一行人來到相當多里山故事正在發生的花蓮，踏入部落與社區，與當地人、環境工作者、NGO和社會企業坐下來、好好的聊一聊，分享一路走來的里山風景。

以前怎麼做，現在就怎麼做

沿著台11線往南，駛過蔚藍的海岸，來到花蓮縣豐濱鄉的新社村，依照一個小小的「復興無菸部落」指示牌右轉而上，在寫著「DIPIT」的五個彩色小滾筒前停了下來。牆上大大的字牌，顛覆了一般對於原住民部落的想像，這裡是一個無菸、無酒、無檳榔的部落。

「Dipit的意思是貝殼、笠螺」，也是復興部落的原名。從熱鬧的太巴塱部落嫁過來的媳婦張慧芬，熟悉地細數著部落的種種。「剛開始來（Dipit）部落都沒什麼生氣，死氣沈沈」，住在部落裡的多是上了年紀的阿公阿嬤，沒什麼年輕人，「而且很多政府的資源沒有來到這個部落」。與部落的阿公阿嬤熟識後，原先只想幫部落成立協會的慧芬，後來自己跳了坑，擔任總幹事，12年來每天往返住家吉安與新社，操心起部落的大小事。

與許多原鄉部落一樣，面臨著高齡化危機的Dipit部落，年輕人越來越少，只剩4、5個「青年」——60歲以下的壯年勞動力。而12年前原本有50幾個老人，現在還在或仍住在部落的只剩下20幾個，年輕人留不住，老人家也漸漸凋零，「希望能趕快把部落的產業做出來，讓年輕人回來」。

至於要做什麼呢？「東部這裡的生態旅遊都一樣，我們想做一些不一樣的，想要復興我們的水梯田」，讓離鄉青年願意回家與長輩作伴。一開始，在說服部落長輩提供廢耕已久的土地以復育梯田時，碰到許多困難，例如被阿公阿嬤的子女質疑是否是要「騙財產」，但張慧芬仍堅守初衷，不畏流言蜚語，最終也用行動說服了部落。

2016年開始，Dipit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與東華大學的支持下，結合林務局和水保局，與鄰近、較靠海的噶瑪蘭新社部落組成「森川里海」生態農業倡議的多元權益關係人參與平台，以實際管理里山的部落居民為主體，透過跨域平台的搭建，統合規劃新社村的森林（森）、河川（川）、田地（里）和海洋（海），由下而上地守護社會生態地景。

花蓮農改場根據梯田的狀況，提供朝向有機耕作的水稻栽培技術，也開設課程協助Dipit部落復育自己的水梯田。然而在課程中也發生一些有趣的事情：「阿公阿嬤拿到講義，就說『怎麼字這麼多、項目這麼多！』」慧芬的解決辦法，是直接跟阿公阿嬤說「你們不要看，回到過去的（耕種）方式就好，最初的方式！」

聽到這裡，在中國瑪曲藏區從事社區活動的趙中很有感觸，他說為了減緩荒漠化的危機，並符合政府對於縮小放牧範圍的要求，他和慧芬一樣，向當地的藏族人說「以前怎麼做，現在就怎麼做」，聯合家戶共同放牧，讓草地得以喘息、復生。

當今社會面對了許多過度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政府、學者、NGO和國際組織等無不致力於研究解方，但其實最簡單的答案正是放下現代化所帶來的便利，回到過去為先祖們所實行，卻在今天為世人所遺忘的智慧。

「我們現在都重新在學習」，未經歷過最早期還沒有使用農藥年代的慧芬跟其他「青年」，正在向這些阿公阿嬤們學習他們最早耕種的智慧，很乾淨、很純樸的與大自然共生共存，「我們現在教來教去的，不就是1960年代以前的生活嗎？」鄧儀中肯地下了註解。

漫步走去梯田的途中，一台小卡車從眾人旁邊駛過，慧芬忙著跟車裡的人打招呼，回頭介紹說「那是已經80歲的阿公，和下面部落（新社部落）的人。」阿公長久以來習慣使用慣行農法，也看不慣長得很高的草，都還是會灑農藥。「我說服很久耶！」慧芬說，直到後來，慧芬講出「我們要呼吸，旁邊的生物也要呼吸呀！」才成功說服了阿公，又加碼說可以找部落裡的「年輕人」來除草。但後來，看著部落年輕人都太忙，阿公就自己叫了下面部落的年輕人上來幫忙。

「我們的精神跟Dipit（貝殼、笠螺）一樣，再多大的風浪都不會把我們沖垮」，在部落12年的慧芬，堅定地說著。

起步得快，但動作不要太快

「哈拉米喝的水比人喝的水更乾淨，吸的空氣也好。」穿過小山洞，來到位於海岸山脈的吉拉米代部落，人稱「廣媽」的范綉英，驕傲的向眾人介紹部落以自然農法耕作的139號米「哈拉米」。

眾人所在之處，是花蓮縣富里鄉豐南社區發展協會借用的永豐國小赤尾分校校舍，校內的中央是一個大樹，部落成員阿真（林綉真）指著樹根說「拉米（lami）」是阿美語樹根的意思，部落就以吉拉米代（Cilamitay）「大樹根」為名。介紹完大樹，阿真仔細地講解了牆上的山豬彩繪、學校建築的歷史，導覽如此熟練，是因為常常需要接待遊客，而這是社區發展協會的重要活動。

「我們每天只接待一團遊客，不論是4個或是40個，都只接待一團」阿真補充，為了要永續發展，協會限制與控制遊客的數量，並將導覽20%的收入回饋到部落，作為社區營造的基金。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長期舉辦工作假期，邀請志工「付費」來工作，兩岸交流負責人謝璧如分享在經費收入的回饋之外，重要的是培力在地人：「除了讓來訪的人體驗，更重要的是培訓在地青年，可以傳承記憶。」

池上米是人人耳熟能詳的品牌，但沒想到的是，吉拉米代其實是與池上同時在1997年開始發展的。「我們起步得快，但動作不要太快，一方面要讓部落跟上，另一方面也讓我們行動力氣更長更足」阿真說與池上選擇不同的是，吉拉米代想要慢慢來，在部落穩紮穩打，也因此很自然而然地走到里山倡議這條路，「因為我們本來就是想這樣做。」到底是怎麼做、為什麼願意做呢？心理抱持著疑問，眾人乘著「部落高鐵」前往梯田一探究竟。

放眼望去，眼前的梯田與遠方的山林連成一片，儘管下著雨，卻不減令人心曠神怡的感受。這一片水梯田地景，以天空梯田著稱，在東華大學李光中老師和政府的協助之下，依照文資法登錄為「吉哈拉艾文化景觀」，並以不影響文化景觀、反而保存景觀的方式來生活與生產。

「早期我也是種化學的（意指施灑農藥），後來我們只為了把生態找回來。」部落資深的導覽員宋雅各描述在他小時候，可以直接生吃蝌蚪（農村長大的張穎溢馬上附和，她小時候也吃過），然而使用農藥之後，田間的生物與 Hara（台東間爬岩鰍和日本禿頭鯊的阿美語）都不見了。

為了找回小時候的生態，雅各他們花費了5、6年的時間轉作有機。但沒有想到，有機肥料中能夠抑制福壽螺和害蟲的苦茶粕實在「太厲害了」，也讓一些泥鰍和蝌蚪都消失了。為了要重現 Hara，改用日本BOKASHI資材、自然農法，雖然要花更多人工去撿拾侵占農田的福壽螺，但也讓台東間爬岩鰍回來了，雉雞、水蜘蛛、豆娘也都出現了。而保護 Hara 所產出的稻米，就命名為「哈拉米」。

目前，部落有3戶人家加入哈拉米的種植，每年只產出2,000公斤的米，想買的人太多，每次都賣不夠。「那其他慣行農法的人對這個米的態度是怎麼樣呢？」張穎溢好奇地詢問。「阿公阿嬤還是希望米的產量多一點。」有機種植或是友善耕作，產量得攔腰斬，即便哈拉米的總收入要比他們高得多，「但是他們不覺得自己可以賣這麼高價。」有豐富與農人打交道經驗的綠色人物們紛紛點頭附和，讓生產者重新認識自己產品的價值，也是一條艱辛的道路。

國家公園下 轉作有機的新挑戰

這幾天在花蓮的參訪地點，主要都是位在保護區外，人與自然密切共生的所在，這些地方的保育難題，在於必須兼顧居民的生計與生態保育的願景。但是難道保護區內就沒有這道問題嗎？保護區在劃設過程中，以公權力排除了人為「干擾」，容易與在地住民相互對立，而如何調解衝突，並且保護好生態敏感區，實為一大挑戰。

駛進雄偉壯麗的太魯閣峽谷，穿過隧道和曲折的山路，在一個被群山環繞的六角形學校建築前停了下來，綠色人物一行人來到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慈心）陪伴的案例——西寶聚落。位於國家公園內的西寶聚落從慣行轉作有機，是慈心承接的第一個政府委託案。

1956年中橫公路工程開工，退役軍人是工程的主力，而後成立農場，政府配地協助這些退役軍人安家。然而雖然是國家配予的土地，但是在1986年國家成立之後，因為打藥種菜不符合國家公園的精神，而讓政府與農民呈現緊張且對立的關係。

最近幾年，國家公園逐漸展開與農民的對話，導入外部資源來共同發展出與環境友善的耕作方式。慈心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之下接下政府的委託案，如今已是第八年，慈心在西寶聚落陪伴農友一起構思與嘗試從慣行農法轉作有機，也共同面對轉作之後遭遇到的新挑戰。

「慈心就好像是在『穿針引線』一樣，把人和資源連結起來。」8月初甫退休的平和國小李思明校長，在西寶轉作過程中扮演了長期陪伴的角色，導入義工幫忙清理田區、評估試驗有機耕作、前往其他農田參訪交流，這些事情的背後都有慈心的影子。在《國家公園法》的約束及管制之下，慈心希望有機會可以去嘗試跟改變，達到經濟與生態雙贏的目標。

「有機我已經種了七年多，到現在都還在研究（耕）種的問題、野生動物的問題。」西寶農友阿珠（陳新珠），又是懊惱又是好笑的在面對轉作有機之後，與野生動物的發生的衝突。「我發現猴子是會學習的，看到人類在採收，牠就跟著採。」從高麗菜、番茄，再到原本以為猴子不愛的青椒跟櫛瓜，都被猴子學習起來，跟著採、甚至搶先摘走。

面對「猴害」，阿珠的心態是「牠吃過之後你去憎恨、憤怒，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讓自己很不舒服。」尤其有機的栽種，只能用「預防勝於治療」的方法，在一開始就得用物理性的方式去做防治。但是再怎麼防禦，還是會被猴子給摘走一些作物，「就當作是跟牠們分享，剩下的就是我們的嘛」，阿珠笑著說。

「推有機的過程發現，環境很重要，但人的生計也很重要。維持好的生活品質是優先的考量，而不是扣一頂帽子要農友照著做」，推動有機農業21年的慈心，透過發展出的物流系統和里仁商店，將阿珠和其他農友的有機作物送到家家戶戶的餐桌上，讓這些生態合作的故事讓消費者知道。

跟社會溝通的工具：綠保標章

為了要更了解慈心在台灣推動友善、有機農業的足跡，我們也帶著綠色人物們到慈心辦公室一同交流。

「使用農藥化肥的農業，受傷的將是農民、土地、萬物和消費者。」慈心的專案研究員詹于諄，介紹慈心發展的初心——擁抱生命的初衷。

福智團體的創辦人日常師父，抱持著「只要有生命的，我都希望能照顧到」的信念，在1997年創辦慈心，初時以「誠實商店」讓民眾選購有機的蔬菜，但因為規模越來越大，在1998年成立里仁公司，延伸出於2004年創立的福業物流，配送農產品、讓農民安心，也進一步在2011年推出慈心有機驗證。

從產地到餐桌，秉持著誠信互助，慈心切入各個面向：在生產方面，提供農產的技術輔導，契作與保價收購，而面臨市場需求量不足、銷不出的農產品，也陪伴研發少添加物的加工產品；在銷售端，向小農採購，支持農友永續生產，而里仁與福業的搭配，能從供應端著眼採購；對於消費者，則是「教育走在先，先（和消費者）溝通好理念，這樣才可以走得久一點」。

從生產、加工、物流到通路，慈心建立起一條完整的有機產業發展鏈。這兩三年來，慈心也開始將觸角擴及友善農業的範圍，推行「綠色保育標章」（簡稱綠保標章），三大原則即是不使用農藥、化肥、除草劑、避用使用會傷害保育對象的非友善資材，以及積極營造多樣性的農田生態等，不需要通過嚴謹的有機驗證，能夠降低農民入門的門檻，也達到生態保育的目標。

用「田裡有腳印」的宣傳，搭配可愛的動物腳印貼紙黏貼在產品包裝的上頭，「綠保標章是跟社會溝通的一種工具」，可以用來說服一般大眾加入保育特定物種的行列，而雖然「看起來是保育一種物種，卻是讓所有生態都回來」。

用流域收復來收買人心

參訪行程的最後一日下午，穿過下著雨的台北，一行人搭著車在新北市的坪林茶業博物館旁拐了個彎，蜿蜒而上來到一片片的茶園之間，俯瞰整個茶園，滿滿的綠意之中，突兀地擺了一個藍色的桶子，桶子的邊緣有一團白色的泡沫，眾人好奇走進一瞧，是三隻青蛙疊在一起正在抱卵。

這片茶園是茶農林道賢耕耘12年的田，因為採用友善環境的耕作方式，茶田間擺放的藍色桶子，就成為了一個給生物棲息的生態坑。

台灣藍鵲多棲息於中、低海拔山區的闊葉林，以及附近的茶園或果園。坪林的台灣藍鵲數量穩定，並常常在路邊出沒，藍鵲茶團隊就以此為名，在坪林翻轉過去為了壓低成本與提高產量使用的化學藥劑，在茶葉種植上結合生態保育、友善環境的做法，並推出「流域收復」的概念。

「我們想要推動台灣第一個『無農藥生態村』。」藍鵲茶創辦人黃柏鈞說，以翡翠水庫水源北勢溪流域的上游為示範點，以集水區「契作」來推動流域收復，「讓更多集水區內的茶園不再投入農藥」。透過公民參與GIS（PPGIS）工作坊，盤查出流域中哪個有用農藥、哪個沒有，也建立起茶農間的關係，執行培力與契作，並也讓茶農參與品牌的設定。

「茶園通常在文明跟荒野的中間，淺山這一塊有非常多的故事在發生。」所以藍鵲茶找來了企業進行契作，透過媒體來行銷品牌，「我們要用流域收復來收買人心」。

而作為「盤商」的藍鵲茶團隊，運作的核心概念是「盤商讓利，茶農讓地」，目前採行的是社區參與式定價，「價格是跟農家們一起討論出來的」，而未來可能進一步採用分級制度，依照茶的品質和對環境的友善程度來區分價格。

「以前農民沒有議價權，做了這個計畫，收入有好一些嗎？」張赫赫向正在泡茶的林道賢探問。

「沒有變化很大，但是穩定一些、好了一點。」林道賢回應，語罷頓了一下，又再補充「我不喜歡做有機，但老婆規定我做，因為對身體好。」眾人哄笑成一團，採行什麼方式耕作，其實是一個複雜的原因。

社會企業的核心課題：到底是做商還是環境教育？

「你們只有3個人，要的東西太多了！」聽完柏鈞的分享，走過相當多社區與組織的鄧儀，心直口快地提出了精闢的見解，提醒藍鵲茶團隊「核心不要迷失」。

藍鵲茶團隊在推動流域收復以及無農藥友善轉作之外，也一直深耕社區當地，帶領文化地景深度活動、茶農二代的課輔計畫，也進行茶農環境教育培力、參與鳥類觀察監測計畫，這一路走來，柏鈞描述了團隊心理的轉折「一把尺在心裡，一直在抓也一直在變。」

在眾多的業務之下，課輔團目前暫停了下來，鳥類監測也改成兩年一次，而茶葉小旅行「到底是做商還是環境教育？」他們不斷的探問自己。「如果單純是商業，那要怎麼推廣流域收復的概念呢？」幾經討論之後，團隊終於釐清「我們賣的其實是流域收復」。

「這些都是社會企業要面對的問題。」張赫赫回應，她所創辦的蓋婭自然學校也是從NGO自然之友分離出來，成立公司，用社會企業的方式推動環境教育。

曾經在2015年於會議中認識藍鵲茶的張穎溢，也盛讚團隊是一個好的盤商，鼓舞他們要繼續扮演好盤商的角色，「在中國是找不到一個好的盤商的！」30年間不斷遊走在不同聚落與組織的鄧儀，相當期待藍鵲茶團隊把模式建立起來，成為一個在其他地區推廣，可複製的流域收復模式。

回程的車上，張穎溢點播了一首「鳳凰傳奇」，清楚、明快、重複的拍子，讓人不知不覺就跟上節奏，張赫赫戲稱這是「農地重金屬」，在中國農村，農人在田邊播放著這些口水歌，「一放野豬豪豬都不敢來了」。

現代化進入人們的世界，也進到農村之中，人與社會的改變，也改變了人地的關係。在淺山地帶、人與自然交會之處，有衝突、有摩擦，只能與在地人共同探索，運用傳統智慧或導入新興做法，找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相處模式，發展出遍地開花的里山精神。（回看上篇）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 「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BMW、賓士、奧迪、保時捷、福斯，這些車廠世界知名，是德國人的驕傲，但說到交通轉型跟減碳，就是另一個故事了。交通部門已經連續兩年排碳量不減反增，2016年甚至比2015年高出4百萬噸。跟建築、工業與能源部門相比，交通轉型是德國最抗拒的部份。

2015年起，德國汽車界面臨一連串風暴－－福斯車輛廢氣造假醜聞、城市空污超出歐盟規定、柴油車禁令、以及全球電動車市場競爭。終於，德國開始改變，政府拿出十億歐元減少柴油車空污、促進綠色交通；車廠也大舉投入電動車競爭。但抗拒與改革之間，德國是否真心轉型？民眾是否願意改變交通習慣？這些仍考驗著轉型未來。

經濟與訴訟壓力  政府與車廠不得不改

德國汽車業界並不樂見交通轉型，德國慕尼黑理工大學環境與氣候政策主任舒列奧絲（Miranda Schreurs）指出，汽車是德國的重要經濟，汽車工業態度強勢，加上80萬人在汽車業工作，200萬人為相關產業工作，轉型可能危及他們的生計。每次歐盟打算提出更嚴格的排放標準時，汽車產業就不停的阻撓談判。

不僅如此，政治人物也常站在汽車業這邊，德國交通轉型智庫 Agora Verkehrswende執行長霍厚德（Christian Hochfeld）說，這不單是為產業發言，政府也擔心快速變革會影響勞工生計。

不過，政府與業界在近年出現明顯的大改變。德國政府去年底決定投資十億歐元用於減少空氣污染的交通解決方案。因素之一就是德國被歐盟警告城市空污嚴重，二氧化氮(NO₂)超過規定，環保團體據此告上法庭，最高行政法院裁定城市有權禁止柴油車。北部大城漢堡於五月底開始柴油車禁令，斯圖加特也確定明年跟上。

綠色和平交通與氣候變遷倡議員史戴分（Benjamin Stephan）指出，沒有政治人物想得罪柴油車主們，所以他們將更積極的採取「其他」作為來減少空污，例如改善公共交通、建設更多腳踏車道等。因此，就算沒有明確的柴油車禁令，對實質的交通轉型還是有所助益。

車廠也開始有所作為，2017年的法蘭克福車展電動車成為主角，車廠展現投資企圖心。雖然有人認為這是福斯廢氣造假醜聞引發的效應，但史戴分從車輛銷售數字分析，德國車廠是在中國電動車經濟的崛起後，面對國際競爭，才終於認清現實。

但在霍厚德眼裡，德國車廠的改變並非是真心轉型。可別忘了它們阻撓歐盟將汽車排碳標準加嚴的行為。一手投資電動車，又一手阻饒歐盟減碳的矛盾行為，霍厚德的解讀是－－德國車廠想繼續在歐洲大賺汽油車跟柴油車的錢，獲取利益後就有更多資金投資電動車，去賺全世界的錢。

民眾交通習慣改變不易  從體驗與降價著手

從民眾反映來看，德國自柴油車醜聞與柴油車禁令以來，柴油車銷售一路下跌，但轉向電動車的數量卻不多，而是改買汽油車或油電混合車。原因包括充電樁不足、德國境內不易買到電動車、開車習慣難以改變等。

霍厚德說，交通轉型本質上就比較難。能源轉型的電力來自燃煤還是太陽，對民眾來說都一樣。但對一個開十幾年汽車的人，要更換電動車或改採公共交通工具，都必須改變習慣，而人們並不喜歡改變。

但機會不是沒有，史戴分說，想拿氣候變遷去說服人們減碳並不容易，但是，交通就在人們的周遭。希望減少車輛換來更多安全與自然的空間、希望減少空污，這些都是最貼近生活的心願。

張穎溢個頭兒嬌小，戴著眼鏡而舉止斯文，講起話來秀氣溫緩，參訪行程前抓緊時間訪談，科學研究、NGO、社區保護地三大脈絡照樣梳理清楚俐落，眼神專注地，傳達出一股扎實的、理性感性兼具的保育力量，雋永宏大。來自江蘇的她，從小喜歡生物，學的便是環境生物與生態學專業，自承考上蠻幸運的，1992～2002年就讀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並獲動物學博士學位。

那如何與白頭葉猴相遇的呢？「1996年，被譽為中國大熊貓保護之父潘文石教授的研究剛好從大熊貓轉向白頭葉猴，隔年成為老師的博士研究生，他說你跟我去廣西吧，去了發現很好耶，在石山的谷地裡走來走去、不用在秦嶺那樣每天上上下下爬近千米，在這樣一片區域，人類的生活生產與自然鑲嵌在一起，後來即以牠作為研究對象。」她接續下師從任務，迄今緣分仍然深刻，依舊從事著相關白頭葉猴的保育工作，且延伸結合社區發展領域，更加全方位地進行自然保護。

白頭葉猴：極度瀕危到成功保育，數量逆轉倍數上翻

被公認為世界上最稀有的猴類之一：白頭葉猴，乃疣猴科的一種，與黑葉猴的親緣關係很近，頭、肩部均是白色，以植物的葉子、花、芽為主食，因此得名。該物種已有300多萬年的生存歷史，但分佈狹窄，全球唯一分佈地在廣西，主要分佈在明江和左江相夾的狹小三角地帶，其生存空間和數量遠較貓熊窄小，是IUCN的極度瀕危物種，也屬中國一級保護動物。

廣西為生物多樣性最豐富的省份之一，其西南部為典型的喀斯特地形，石山、懸崖、岩溶洞穴處處可見，而其中的亞熱帶石灰岩季雨林擁有許多特有珍稀物種。半樹棲半岩棲的白頭葉猴，尤其擅長敏捷飛躍陡峭絕壁間，形態優美活潑，故以喀斯特精靈美稱之。由於大規模捕獵及棲息地的破壞和減少，1996年，整個物種數量僅剩300多隻，被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靈長類專家組視為全球25種最瀕危的靈長類動物之一。由於之前對該物種鮮有研究，張穎溢和她所在的研究團隊率先在行為和生態學等方面發展起細緻和長期的研究。

當時，學界對白頭葉猴的認識可說是「一無所知，對社群行為的了解更少」她的研究重點放在了社會群落的演變上。

群居的白頭葉猴，多以一雄多雌的家庭群存在，也有極少的全雄群或多雄多雌的過渡群。家庭群中的成年雌性一般為三五隻，整群通常為十多隻，一般很少超過二十隻。在作為社會組織基本結構單元的家庭群裡，母猴通常具姊妹或姨母關係，母猴在撫育幼崽時常互相協助。而群的解體和形成過程也很複雜，包括（相互）選擇、取代、分群等現象，「一旦新猴王上台，落敗的老領袖或戰死或離群，亞成年雄性以及青年個體則常會被驅趕出去，或被排斥到群的邊緣，也有些會選擇與老猴王一起離開。在群取代過程中會產生一個獨特的現象：殺嬰，繼任者將不滿一歲的幼崽殺死，以利於強佔母猴交配、繁殖自己的後代。」

野外研究結束後，張穎溢在接下來的20年間轉而成為自然保育工作者。白頭葉猴在當地政府、科學家、社區的共同努力下，得到全力的保護，如今白頭葉猴的數量明顯上升，現已增長到1,200多隻，在追求經濟增長、城市化進程而破壞環境未能遏抑生物多樣性下降趨勢且更多物種遭受滅絕危機的今天，不啻為一個振奮人心的好消息，「這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她強調。

全世界500多種一半以上的靈長類動物，未來仍將面臨滅絕

中國現有3科8屬26種靈長類，近年還發現了新物種，包括怒江金絲猴、天行長臂猿和白頰獼猴。中國許多的靈長類物種都處於瀕危狀態，如分布於中緬邊境的怒江金絲猴，是繼川金絲猴、滇金絲猴、黔金絲猴和越南金絲猴後，世界公認的第五種金絲猴，其一經發現數量就不超過500隻，處於極度瀕危狀態。金絲猴、蜂猴、葉猴和長臂猿所有種，加上熊猴、豚尾猴都已被列為國家一級保護物種，其餘的獼猴則被列為二級保護動物。

她再細數6種分佈於中國的長臂猿狀況，「海南長臂猿過去只有13隻，今增加到4群27隻，其前景仍令人擔憂，被CNN列為21世紀最可能滅絕的100種物種之一。白掌長臂猿和北白頰長臂猿已被認為野外滅絕，東黑冠長臂猿在中國的數量僅有20多隻，天行長臂猿的數量不足200隻，西黑冠長臂猿數量最多也只有1,000多隻，都處於極度瀕危狀態。棲息地的惡化、破碎化以及小種群是這些物種現在所面臨的主要威脅。

INGO到本土化，催生美境自然

完成學業，張穎溢隨即參與INGO「野生動植物保護國際」（FFI）中國項目之創建，擔任靈長類項目負責人，2009起任中國項目主任迄今，「1999 年FFI進入中國，畢業後沒想太多就進去了」，2002年正式建立辦公室，項目地曾覆蓋廣西、雲南、海南、四川、青海、重慶、貴州等多個生物多樣性豐富且脆弱的地區，一路下來，她帶領的團隊關注整個瀕危靈長類乃至瀕危樹種的物種保育，開展在藏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和草地資源管理，推動地方政府將生物多樣性納入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等等項目，也在這種過程中不斷探索社區在保護中的作用和位置，在2014年創辦美境自然。

調動由下而上的群眾力量：社區保護地、自然保護小區

政府構建現代意義上的「自然保護地」，普遍方法常是自上而下的划設一塊地來落實保育，類型包括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濕地公園、森林公園等。張穎溢表示，自然保護區最容易理解，為由上而下由國家划設的自然保護地，而近年來國際出現「原住民族與社區保護地保育聯盟」（ICCA）倡導認可原住民和當地社區自我治理的形式，用傳統智慧和制度維護居住地區的生物、文化多樣性，保障自身的收益之際，並實現資源共享、家園永續經營等環境正義，十多年前由國際組織引入中國並在多個省份開展實踐，推動政府認可以及自治能力的提升。她直言，這觀念誠屬外來，但這種保護地在歷史久已存在，只是重新被新詞彙所識別。

回到物種豐饒的廣西，為南方集體林區，且是壯族自治區，老百姓的生產生活與自然密切相關，造成棲息地嚴重破碎化，「這裡最大的特點是，物種瀕危、自然保護區卻又特別破碎。」在白頭葉猴分佈僅限於弄崗、扶綏、崇左三個面積不到200平方公里的石灰岩地區，石山雖土壤貧瘠，但人類為了獲得更多土地，仍會不斷往山上蠶食。自上而下建保護區，通常會遇到林地屬於集體所有的問題，許多保護區內部都有社區，林地也屬於集體所有而非國有，沒有社區的支持和參與，保護目標難以實現。而在這個區域現在已經非常難以再建立新的保護區，還有許多珍稀瀕危物種及棲息地在保護區外，而且由於許多保護區本身內部棲息地也比較破碎化，相互之間也缺乏廊道。多年的在地實踐，她覺得建立社區保護地網絡來彌補自然保護區網絡的不足可能是個化解之道。

剛好歐盟有筆經費，2007～2010年，FFI即將社區保護地的概念引入中歐生物多樣性項目廣西示範項目，與環保廳、林業廳合作建立了14個試點，每個村落撥給預算，並提供技術指導，推動政府發佈《廣西森林和野生動物類型自然保護小區管理辦法》（2010）。2014年回訪評估，發現一半試點仍保持自覺管理，顯見民間自有一套保育價值觀在運作，於是電機在前面的經驗基礎之上，繼續試點，認可建立社區保護地，推動建立「廣西社區保護區聯盟」，並在2017年編製了《社區為主體的廣西自然保護社區建設指南》作為行動參照。

她表示，一旦項目資金不持續，往往會面臨「沒錢了，合作夥伴還會接著往下做嗎」的挑戰，以權屯獼猴自然小區為例，村子後面挨著後龍山，祖祖輩輩世居此地，風俗上風水林就是不能動的，所以項目結束了，村民還繼續在保護。至於獼猴不時來糟蹋糧食，「村民在情感上很複雜，覺得討人厭但也看習慣了，把牠們遷走好像也不太好。」使用近代西方的自然保護地管理體系未必完全滿足保育的需求，充分挖掘傳統保育智慧，恢復傳統保護地治理，會是一個有益且更持久的方式。

「保護小區是政府對社區保護地的一種認可方式，是由社區自籌、自建、自管理和自受益的一種保護地，自己的家園自己保護，政府則在其中給與認可、支持和監督。」如今BRC支持4個社區保護地，重點放在社區營造和能力建設上，這些小區擁有白頭葉猴、黑葉猴等等瀕危動植物種。

學習共存：重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

張穎溢坦言，外界所認知的外型可愛、物種珍稀，即要求當地人施行保育，其實很難真心保護，猶記得村民會說「你們家的獼猴吃我們的玉米！」保育，對老百姓來說，更是經濟問題、社會問題，若不從生計切入、文化融入，成為老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不可能在未來永續。

而共存，真的沒那麼容易，必須忍受不舒服不滿不方便。「試想，蚊子野生動物，但相比與蝴蝶，你願意忍受不舒服，去與之和諧共存嗎？」聯合一群專家、學者、志願者和自然愛好者的「廣西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協會」（美境自然，BRC）便在這樣的脈絡下成立，認為人人都是自然保護者，遠景旨於促進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系統的和諧共存及永續發展。

作為廣西最具影響力的自然保護組織，也是廣西林業廳主管的廣西第一家、西南地區唯一一家專業從事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省級社團組織，BRC任重道遠，專注於桂西南喀斯特生態系統和北部灣濱海生態系統保護。組織深受地方本有一套在以血緣和宗族為紐帶的小社會裡、透過村規民約或道德來約束個人行為的支持與管理體系，且蘊涵一個完整的知識系統與文化（風水林、龍山龍樹、土地廟、神龍廟等等）所影響，體認到他們做的保育必須是，基於尊重、瞭解社區需求的自然保護，唯有讓保護自然成為「知情、同意、自願」的事情，可持續性才強，管理成本低，效果又好。

以「崇左白頭葉猴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旁的「渠楠白頭葉猴自然教育基地」為例，在這個110戶不到500人的壯族小村落，以甘蔗、西瓜、柑橘、玉米等為經濟作物，擁有三片風水林，卻有130多隻、全球12%白頭葉猴亦居住於此。村民原本想朝旅遊業發展，BRC團隊則試著引導自然保護小區的民主籌建，經屯委一家一戶去談、動員社區、村民代表大會全體通過、遞交申請等過程，2014年12月獲扶綏縣林業局正式發文認可、授牌。翌年起，管理制度逐步完善，包括公佈村規民約、年輕人組成志願巡護隊、制定巡護管理制度與計畫、成立共管委員會等等社區自治，還有組成接待戶聯盟、青草社、文藝隊等社區營造項目。

如此一來，透過全村共同參與日常監督，制止外來人員進行盜獵及砍伐等破壞行為，而自然體驗營帶來外部人潮，基於自然資源保護的集體經濟發展模式，讓這個壯族聚落真正從白頭葉猴的保育中受益，並重構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讓瀕危物種受到保護之際，更帶動社會與文化的多贏效益，賭博行為減少、孩子開始參與村內的環保和教育活動、婦女恢復跳民族舞蹈，山歌回來了，村內凝聚力明顯提升。她指出，「跟外界的接觸，也讓村民反向思考我是誰，這樣的心理鏈接，在相互關係中看到彼此，共同自我覺察，然後轉化到行動，希望在他們身上。我們都生活在關係裡，社會關係中才能看到愛，保育不單是技術，其實是在做人心的工作。」

最後，不免話及2017年1月實施《境外組織管理法》後NGO在中國現況，張穎溢表示，「INGO以1980年代世界自然基金會WWF進入為起點，已為中國的環保公益圈培育出一批專業人才。本土NGO則是從2008年汶川地震後才大量繁盛起來，如江水裹著泥沙般良莠不齊，雖然中國已經有6,000多家基金會，但資助型的基金會數量還非常少，本土NGO還需要更多的資源、時間來成長、專業化。」由於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種原因，中國的環保公益領域還處在非常早期的發展階段，張穎溢最後總結「所以民間的交流非常重要」。

※ 「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昨日（9月20日）在貓嶼海域發生的海上衝突事件，本會強烈譴責暴力行為，並呼籲政府應全力追查本案。事件的起因，正凸顯政府對潛水打魚的管理不足，應積極制定潛水器漁業相關的管理辦法及規範並加強執法。

目前潛水器漁業（背氣瓶及咬管）的相關規範只有漁業法，「水域遊憩活動辦法」兩年前已將潛水打魚的規範刪除，至今沒有下文，去年預告的「潛水器採捕水產動物禁漁區管制措施」草案也因為反彈聲音大而不了了之，若民眾岸潛採捕水產動植物，在法源上是處於模糊的灰色地帶。

根據漁業署資料，目前台灣已無漁船核准經營潛水器漁業，漁民若搭乘漁船利用潛水器設備採捕水產動植物，即違反漁業法，但執法單位僅能處以3-15萬的行政罰鍰，由於海洋資源枯竭，珍貴大型魚價格上漲，3-15萬的罰鍰不足以遏止非法潛水打魚，仍有漁民選擇鋌而走險。有鑑於此，澎湖縣農漁局於2016年9月提議將潛水器打魚的「行政罰鍰」加重為「刑事罰」，期盼提高嚇阻效果，使檢察官的正義能量能保護海洋，卻因為漁民反彈過大而無疾而終。

交通部觀光局於2016年3月18日修正刪除「水域遊憩活動辦法」第十七條：潛水活動不得攜帶魚槍射魚及採捕海域生物。漁業署為了管制潛水打魚，於106年3月10日預告「潛水器採捕水產動物禁漁區管制措施」草案，引發多方激烈的爭論，草案暫緩上路至今，未見漁業署對此有更積極的作為。

海洋公民基金會長期關心澎湖海洋生態與漁業，潛水打魚因可在海底相當長的時間，能在珊瑚礁區域鎖定大型魚、珍稀魚類等，對生態影響甚鉅，使得沿近海已日漸枯竭的海洋資源更加雪上加霜，本會呼籲漁業署、海委會以及農漁局需積極研商、邀請利害相關方溝通，儘速研擬潛水器漁業相關的管理辦法及規範。
　　
除法源尚不明確之外，澎湖海域的執法能量不足也是政府亟需正視並改善的問題，不論多完善的管理辦法及罰則，都需要全面的執法才能真正落實，「增派足額的執法人員，並確實的落實執法」，才是一個真正的海島政府須重視的，期待澎湖身為世界最美麗海灣的一員，不要讓海洋蒙羞！

參考資料

• 「潛水器打魚」改處刑罰澎湖擬開全台先例
• 「魚槍採捕水產動物禁漁區管制措施」草案

每到選舉，關渡平原就會變成台北市長候選人的照妖鏡，前幾天夜裡看到新聞，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丁守中先生稱：「要開發關渡平原引進環球影城投資。」讓我心情更加沉重。

從洲美、「社子島開發案」開始，一直到關渡平原開發議題，我們都看到藍綠現任議員在重要的開發議題上選擇棄守，更讓我們堅信，這一次市議員選舉務必要將票投給第三勢力候選人的重要性。

關渡平原是大台北市地區最後一塊完整的農業平原，各方政商勢力插足收購農地也時有耳聞，數十年來歷任首長都有開發的聲音但卻屢屢無疾而終，自然是因為關渡平原的利益錯綜複雜，彼此相互牽制而能保持平衡。

從空中俯視，關渡平原由最核心的溼地劃為「關渡自然保留區」、在中間介於緩衝地帶的「關渡自然公園」、以及最外圍的農業區組成一大片完整平原。尤其濕地俗稱「地球之腎」涵養淨化水源，為都市調節氣候降溫，也形成天然的滯洪池，為市民提供農業景觀與休憩機能。

從生態文化教育的眼光來看，關渡平原是台北市的綠色寶庫。我們很遺憾，丁守中先生作為首都市長候選人在關渡平原只看到荒蕪，丁守中先生的高度與格局恐怕還有缺提升。更別提影視城計畫早已浮濫提案遍及全台，造成「環境破壞，犧牲農業用地及文化資產，甚至助長土地炒作的歪風」。

我想請市民朋友想像，關渡平原不只是台北最後的綠色原野，也是台北最重的濕地，從北方避冬的候鳥們，飛越兩千五百公里路程疲累不堪抵達台灣時，能夠在淡水河口所能找到的第一個停歇地。

台北市長不只是市民的市長，同時應該是台北自然環境與城市綠地的守護者，我相信大多數台北市期待的是一位更願意創造綠地的市長，而非一昧開發綠地的市長，在此我向丁守中先生建言，請您收回提議並重新看待關渡平原的價值！

關渡平原開發利益繪聲繪影，是檢驗歷任台北市長的試金石。關渡平原開發的議題需要所有市民朋友關注，我們列出這些支持關渡平原開發的現任市議員，請所有選民共同檢驗，並在年底用您手中神聖的一票，來決定關渡平原的未來：

• ^{民進黨：陳慈慧、林世宗、謝維洲；}
• ^{無黨籍：陳建銘、陳政忠。}

針對丁守中的發言，我們也認為士林北投區的國民黨籍現任議員、候選人汪志冰、陳重文議員、林杏兒、張斯綱，有責任向市民朋友說明針對丁守中發言，你們的立場與看法是什麼？

參考資料

• 為北投拚觀光 丁守中：關渡平原引進環球影城
• 遍地開花的影視園區（上）：促進產業發展，還是蚊子館的前奏？

今年在巴西召開的國際捕鯨委員會（International Whaling Commission。IWC）年會的最後一天，反捕鯨陣營成功攔下日本政府提出的開放商業捕鯨提案。保育人士認為，這表示捕鯨國家將無法動搖全球保護受威脅物種的決心。

根據衛報報導，動保團體國際人道協會（Humane Society International）總裁布拉克（Kitty Block）表示，是IWC的道德良心，拒絕了日本殘酷、倒行逆施的商業捕鯨計劃，這總算讓人鬆了一口氣。他認為，日本提案取消國際協議的商業捕鯨禁令，違反IWC的規則，本該失敗；全世界已經逐漸淘汰商業捕鯨，日本也必須如此。他希望IWC能夠繼續保護這些海洋大型哺乳動物，免於其他的各種威脅。

另一海洋組織OceanCare的成員恩楚普（Nicolas Entrup）指出，恢復商業捕鯨配額也將連帶取消對鯨魚產品的國際貿易禁令，因為捕鯨禁令和貿易禁令是相互關聯的。他認為，IWC不能打開潘多拉盒子，讓鯨魚死亡數量繼續攀升，「我們就快要淘汰這種不必要且殘酷的活動了。幸好IWC今天阻止了這個危險的發展。」

一些觀察家推測，日本可能會不顧爭議，試圖離開IWC。41對27的投票結果也顯示，與日本站在同一邊的國家並不少。其中許多國家儘管沒有因捕鯨而獲利，卻出於其他原因對日本有著政治忠誠。

衛報報導指出，在IWC會議稍早幾日的會議中，大會拒絕了在南大西洋建立鯨魚保留區的提案。支持捕鯨的國家認為沒有這個必要。不過，IWC也通過了由巴西訂定的新聲明，並以會議所在城市佛羅安那波里為名，重申全球護鯨承諾，以及在捕鯨禁令之外，有必要發展更長期的積極保護措施。對於有72年歷史的IWC而言，新聲明讓它更貼近現代保育思維。

IWC的商業捕鯨禁令自1984年運作至今，雖然遏止了以商業為名的捕鯨活動，但仍存在少數漏洞。挪威和冰島繼續透過技術異議無視禁令，日本則以科學研究為名繼續捕鯨。俄羅斯還有一種規避禁令的做法，讓部分原民群體仍保有為維生而捕鯨的權利，不過並沒有真正行使。

IWC內部局勢持續緊張，顯見全球護鯨的挑戰性，可說超過了許多其他代表性的物種。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9月14日），Japan's attempt to overturn commercial whaling ban fails 

車子駛近溫昌海苗栗住家附近的南勢車站，便瞥見溫昌海手戴格紋袖套、身著白色短汗衫和黑色西裝褲，在路旁招手。他開了車門，俐落地跳上車，黝黑的臉堆起爽朗的笑容，雙眼瞇成兩個彎月。在客家口音濃重的熱絡談笑中，我們眼前迎來一片向陽的梯田，那是他在西湖的柚子園。

跨過一片蔓生的南瓜田，前方的柚子樹枝葉繁茂，雖是濕熱難耐的初秋，但待在樹下竟沒有一點想出汗的感覺。人在其中覺得舒爽，想必生物也是喜愛的，柚子樹幹上棲息許多蝸牛，垂下的文旦柚、白柚和西施柚上有許多黑色的琉璃蟻在活動，翻動果實上方的葉子，會冒出密密麻麻的蟻群，數量之多，像是要把整顆果實包覆似的。「我沒辦法直接這樣子採耶，一採螞蟻馬上就上身了，我都用剪刀剪，再用吹葉機把它們吹走。」溫昌海說。除此之外，果園裡還有松鼠、野兔、雨傘節等各種生物。

從無到有的梯田

早年，西湖的坡地遍植相思木，人稱「西湖文旦第一人」的「水通伯」吳水通，於1959年在園子裡的空地種下第一棵柚苗，收成後發現果肉汁多香甜，便串聯地方力量，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申請輔導山坡地的整地開發，引領西湖種植柚子的風潮。1987年，溫昌海在西湖開墾占地兩甲半的五階梯田， 至今已約有一百棵文旦柚、五十棵西施柚、三棵白柚，和少許帝王柑、南瓜、龍眼等作物。

順著梯田的坡度往下走，每次踩踏都讓土壤微微凹陷，土質極為鬆軟，土上覆有割下的雜草，讓土壤富含有機質又保濕。我們在斜坡上看到一個小洞，溫昌海說那是鼬獾挖的洞，用來找蚯蚓吃。

現年62歲的溫昌海在台灣電力公司的通霄發電廠服務，工作採輪班制，空閒時老往果園裡跑，早上三、四點及入夜後，常可以在果園看到他的身影。剛開始種柚子時，溫昌海並沒有延續父親種龍眼時採用的有機農法，中間曾歷經慣行耕作的階段。「父親不用農藥是因為怕死呀！」雖然嘴裡嘲笑，但他也說：「生物防治很重要，你噴農藥，是噴的人吃最多藥。風向這樣吹，唉唷唷，又吹過來了！所以要做有機呀。」一邊說著身子一邊閃避，彷彿農藥真的飄過來了。2011年，他轉為有機耕作。

要像吃西瓜般品嘗它

西湖的微酸性土壤有利於柚子生長，然而因為氣候較南部冷涼，逢麻豆及斗六產區採收時，成熟度仍不足，因此風味略差。但依據西湖鄉農會觀察， 近五年因為氣溫上升，提早成熟，風味已不相上下，若是老欉再加上優良的果園栽培管理，品質就會勝出。

「我們的文旦柚有蜂蜜的香氣。」溫昌海摘取一顆文旦柚，雖尚未完熟， 但剝開時果皮迸發的精油香氣、金黃透明且軟甜多汁的果肉，依然誘人。他說，現採的文旦柚不會好吃，經過三天到一週的辭水，才可以品嘗到最完熟的風味。「辭水以後很多水耶，一剝就充水，你要用吸的，像吃西瓜那樣。」

猶記得頭幾年種柚子時，因為樹齡年輕，加上栽培技術不成熟，果皮厚而粗糙，肉質粗硬且甜度低，「賣到哪裡被罵到哪裡，」當時為了維持生計，溫昌海還承包苗栗縣鄉鎮道路及農地的除草工作。「七年之內一定不會好吃的，樹還小棵，15年後就會很好。」雖然辛苦，但他總算挺過來了。目前文旦柚的平均樹齡為31年，白柚和西施柚為26年。他走在果園裡，表情看來輕鬆愉悅，說今年天氣特別好，雨水少，也沒有颱風，整體結果的狀況很不錯，「這次的柚子沒有什麼畸形果，授粉授得很好，蜜蜂也是很敬業。」養蜂人每年都會來果園讓蜜蜂採食柚花蜜，果園裡的收成都有賴這群辛勤的蜜蜂了。

繁瑣的田間管理

即使蜜蜂敬業、柚子樹都成了老欉，栽培管理上仍有做不完的工作。「有一年沒有修剪徒長枝，被客人幹得要死。」徒長枝結出的果實水分少，是溫昌海口中的「乾果」。他說明，每年得修剪徒長枝，讓果實都結在結果枝上，結果枝條小的結小果，枝條粗的果型較大，果實以上覆葉片且果型適中者為上品，「有葉子代表養分充足，這種是最棒的，很柔軟很甜。」若能落實整枝修剪，其後的疏果作業就比較輕鬆了，他會將畸形果、過大或過小的果實摘除，以避免養分的浪費。

在蟲害管理上，果園中最擾人的是介殼蟲、果實蠅和星天牛。介殼蟲的蜜露會阻礙果樹行光合作用，誘發煤病，也會吸引大量琉璃蟻取食。而琉璃蟻為了取得更多蜜露，會搬移介殼蟲讓它吸取更多樹木的汁液，導致蜜露的影響範圍擴大。溫昌海說，介殼蟲種類多，過去都用稀釋的窄域油等油劑防治，「但今年不太理我耶，只對吹綿介殼蟲有效，對其他的介殼蟲沒有效。」接下來，他打算嘗試用高壓水柱沖洗。

而果園中可見到的零星黃色柚子，不是因為提前成熟了，而是被果實蠅叮咬而黃化。果實蠅將卵產於果實內，幼蟲孵化後會造成果實腐爛、流膠、落果。溫昌海採取的方法，是放任其叮咬，而受影響的果實不具經濟價值，採收後會丟入水桶內，淹死幼蟲，以免成蟲造成危害。至於星天牛，則用紗網在果樹基部綑緊，阻隔害蟲在果樹上產卵及蛀食。

種柚子不只靠體力，也是腦力活

這些工作，幾乎都靠溫昌海一人完成，除了採收期需要六、七個人工，及噴灑有機農業可使用的波爾多液及苦楝油時，需要有人在旁邊協助拉管線，其他時間都親力親為。果園的工作不只是勞力的付出，對他來說更是腦力活。從小就喜歡動腦省去繁重的工作，用更有效率的方法解決問題。「國小的時候，我就是一根扁擔，每天挑水；一支鋤頭，每天除草；一把鐮刀，用來割草給牛吃，每天就這三個法寶。」他說家裡養雞，又種龍眼、地瓜、玉米、花生、洋菇，看著父母每天操勞，「真的會做死掉。」父親叫他拿地瓜蔓給牛吃，他就自己釘了木板，讓牛自己拖著放上地瓜蔓的木板回去吃；父親要他挑牛糞，他想到挑一擔子的牛糞要花他15分鐘就頭疼，於是改造飼料袋，讓牛自己把牛糞拉去田裡，「這樣多快活呀！」

1980年，溫昌海從基隆協和發電廠調回通霄發電廠，看到家人在龍眼樹爬上爬下很是危險，「十個摔八個，我說你們這種想法喔，我不要。」他決定改變採龍眼的方法，採收時自己穩坐在樹幹上，用高枝剪來剪龍眼，讓龍眼落在樹幹四周鋪設的漁網上，「他們不用上樹，很安全；我坐大樹上，也很安全。」柚子也同理，用高枝剪採收，自己就不用上樹了，「我都是腦子想一想、轉一轉，這樣做過來的呀。」

從以前無法判斷品質狀況、極沒信心的溫昌海，到現在時時刻刻都說「這柚子很好吃喔！」的他，已經種出心得。今年因為氣候因素，果實提前完熟，文旦柚計畫於八月底採收，白柚和西施柚也將在十月底成熟。問他若遇到颱風怎麼辦？很多農民搶收，他也搶收嗎？他很快打斷：「不要搶收啦！不好吃的（熟度不夠），收了要做什麼？」再過三年，他打算退休，好好照顧果園，尤其是要專心打理園中僅存的一棵龍眼樹，「快被荔枝椿象搞垮了，沒什麼龍眼可以吃，氣死掉！」只要他腦子持續轉動，相信難纏的病蟲害將不再礙事，果園也會繼續結下一顆又一顆汁液甜蜜豐盈的柚子。

※ 本文轉載自 台灣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原刊登於《綠主張》月刊，2018年8月，178期

2018台北雙年展以「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為策展主題，本次展覽試圖運用美術館作為轉化生態議題的場域，透過藝術家的觀點賦予意義並進行檢視，打造跨領域的對話平臺。

「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旨在結合生態系統的概念與其相互依存的結構形式。因此，我們將美術館與館外環境設想為一相互緊密關連的結構，透過展覽探索、描繪及研究不同的連結性與相互依存模式，以維持系統的活力。在本屆雙年展中，藝術、理論、社會和政治環環相扣，將有助於全面理解生態系統是如何產生，以及生態系統如何透過各種協作與適應變化而再生。

——〈「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策展理念〉

策展人吳瑪悧與范切斯科．馬納克達（Francesco Manacorda）共同訂定出「後自然：美術館作為一個生態系統」為策展主題。兩位策展人將以此論題探究自然生態系統持續演變的特質，以及這項特質如何被反映在藝術與機構的運作機制中。隨著生態議題日趨沉重複雜，生態不再限於單一學門領域範疇，其交互影響因其相依性特質（interdependency）而密切互相牽動。本屆展覽則欲審視系統理論如何體現在藝術與機構的運作上，並藉以凸顯各系統賴以維生的依存關係。

本屆雙年展有來自世界各地19個國家及地區的 41名參展者與參展團隊將參與其中。包含視覺藝術家以及非營利組織（NGO）、社會運動人士（activist）、影像工作者、建築師等，在議題相依的脈絡中呈現。兩位策展人將非傳統視覺藝術創作者在展覽場域中聚焦呈現、共同回應，企圖跨越藝術家與非藝術家（artists and non-artists）的二元界線、活絡議題與知識的流動，藉以處裡生態議題的多樣可能性。

策展人吳瑪悧表示，為了強調知識與議題的網絡相連，展場中部分展出計畫將採取生態實驗室（eco-lab）的概念規劃展呈空間，希望凸顯訊息的互動性，展覽場域中知識生產過程在展覽期間將同步有機發展，在展覽空間中打造數個可供訊息流通、並可讓觀者參與的訊息樞紐，與作品共構成為思辨生態議題的有機體。

2018台北雙年展與以往的差異正是策展選擇以更直接的方式面對觀者，用藝術的視角和方式面對社會上的壓迫與難題，並企圖提出更積極的回應。讓參與的人能夠更直覺的思考人與環境之間的關係與可能。

※本文整理自 臺北市立美術館 ，僅收錄部分作品，更多訊息請至其官網。

台灣是生態多元的島嶼國家，許多路邊常見且看似平凡無害的植物，其實正默默地吞噬台灣的生態視野，如被稱作綠癌的小花蔓澤蘭，地毯式地覆蓋原生環境，它們大量繁殖的特性奪走了許多原生植物生長的空間。

紙植團隊感受到外來種對於台灣本土環境造成的影響，因此他們選擇了20種在部分地區生長過量的外來植物，重新利用，製成手抄紙，並搭配植物插圖製成圖鑑，帶領讀者瞭解日常中習以為常的不平凡。

特別的是，紙植走訪台灣多處山區、荒地、水邊及路旁採集過量生長的外來種植物，並將它們拔除帶回製成手抄紙運用在書籍中，讓讀者在翻書時不只能獲得知識，也能透過視覺、觸覺及嗅覺了解每一種植物。像是紙植的外盒是使用絲絨紙包覆，讓讀者可以直接感受到植物茂密生長的觸感。

書中一共介紹20種外來植物並分為4個章節，分別為路邊常見、水邊常見、景觀植物、山區向陽處常見植物。每種植物都以一份標籤頁為單位，每份標籤頁都有植物主體與根莖葉插圖介紹、基本資料簡介、植物特色與相似種等等。更使用該植物製成手抄紙，上面還會附上製作手抄紙時的比例成分。

20種外來植物插圖

書中所見的插圖皆由紙植團隊親手繪製，希望以寫實效果呈現植物的原貌，保留圖鑑在搜索比對時所需的功能性，並將各種植物印製成具收藏性的明信片，背面結合名片功能，讓每一位讀者在認識紙植後都能將這份理念帶回並傳達給更多的人。

※ 本文轉載自紙植Exotic Plant Paper，摘錄部分作品，更多資訊請參考粉絲專頁及官網。

今年夏天提早來到，5月就頻頻創新用電紀錄，7月底另一波用電高峰，一連數日全台高溫，用電連創新高。8月1日這天，全國用電量創下歷史新高，瞬時尖峰用電在下午1時54分達最高點3735.1萬瓩。

這一天，卻沒有一般人想的「缺電」，仍有230.5萬瓩的備轉容量，備轉容量率維持在6.17%，供電燈號顯示黃燈。是那些電力支撐這一天的需求，又是哪些節電措施減少了用電需求？

燃煤燃氣機組上線仍占大宗 再生能源占比5% 

根據台電資料，8月1日1點50分的電力供應燃氣占40%，燃煤33.8%，核能10.2%。再生能源的部分，非抽蓄的水力提供了2.2%，太陽能占2.5%，加上風力0.4%，共計5.1%。_[註1]

跟去年相比，今年增加了大林新1機、通霄新1號機、大潭7號機，在8月1日提供250萬瓩左右的電力。此外，大林新2機於該期間試車，也增加了電力供應。核電機組則維持平盤，由於核一廠1號機與2號機分別自2014年12月，2017年6月停機至今，今年核電以核二、核三為主。

8月1日用電尖峰時太陽能的貢獻為93.4萬瓩_[註2]。太陽能在2017年裝置容量是138萬瓩，今年上半年（至7月）進展迅速，增加53萬瓩，達191萬瓩。據台電調度處估算，太陽能在夏日中午可發電六成，約120至130萬瓩。

減少尖峰用電  容易被忽略的節電與需量反應

台電另一種對抗用電尖峰的方式就是「需量反應」，由台電提供電價誘因，引導用戶在負載尖峰期間減少或暫停部分用電的機制。換句話說，沒有需量反應的話，實際用電量會更多。依據台電資料，8月1日需量反應省下的電量達104萬瓩。其中，透過競價機制達成節電的需量競價占10萬瓩，遠比去年需量競價最大值65.6萬瓩低。

今年需量反應最大量落在7月18日的117萬瓩，約等於二部台中火力機組。台電專業總工程師、發言人徐造華解釋，一般來說，用電量越高，需求面的管理（需量反應）也越大。由於8月1日供應的備轉容量還算足夠，所以需量反應沒有達到最高。

除了大企業節電外，國外進一步利用需量反應發展出「用戶群代表」（Aggregator），集小用戶之力變成可觀的節電量。台電今年再度試推這項制度，但廠商僅投標2萬瓩。徐造華解釋，國內對此機制還不熟悉，目前對節電影響還不大。

台電從年初就推出節電獎勵報名登錄活動，截至8月底已有323萬用戶參與。據統計，7、8月實際有節電行為的參與用戶約130萬戶，推估7、8月每月節電量約5億度電_[註3]。雖然很可觀，但缺乏即時資料，無法推算民眾節電對抑低尖峰用電的占比。

秋老虎 冬空污  用電新挑戰  

時序進入秋冬後，台灣也進入下一個挑戰－秋老虎與10月到3月的空污季節。這時機組開始歲修，加上燃煤電廠降載，也可能造成備轉容量變低。

今年8月中、下旬供電就開始餘裕，台電破天荒提早安排興達電廠3號機與通霄電廠5號機進行大修。徐造華解釋，備轉容量足夠的情況下，提前排休可以避免秋冬季節太多機組同時歲修。加上八月水庫進水很多，水力可以應急。如果遇到秋老虎，天氣熱的時候太能光電供電也會增加。

他表示，除了大林新1號機跟通霄新1號機都已經商轉。容量達89萬瓩的通霄新2號機預計明年商轉，現今已進行試車，發電量接近滿載。台電不會將可用的機組全部派上，燃煤與燃氣也有發電時數限制，部分電力仍需保留待調度使用。

※ 註1：2018.8.1瞬時尖峰負載為3,735.09萬瓩，發生時間點為13:54:06，因台電公司資訊揭露能源別曲線圖為10分鐘更新一筆資料，因此取最接近時間點13:50整。燃煤與燃氣占比均已包含民間電廠。其他電力來源：包括汽電共生4.4%、燃油4%、抽蓄水力2.5%等。

※ 註2：非台電的太陽能廠所發電量是參考購電取樣發電量分區比例估算得出，所以太陽能發電量為評估值。9月3日裝置容量更新資料為231萬瓩。

※ 註3：電費採「先用電後計費」，因此7、8月電費單計算的主要是5-6月的用電。

開關一開，電力就來，一關，電力就停止。這個2300萬人每天每小時每分鐘的小動作集結起來，變成全台的電力負載。負載像個曲線，隨著白天的甦醒、氣溫的升高而攀升，隨著人們的休息、睡眠而下降。

但許多人不知道的是，要維持電力系統穩定，時時刻刻都要保持供給等於需求，過多過少都有問題。這代表每個人隨心所欲的開關電源的同時，電力公司要適時地調整供應，讓供應「剛好」等於負載，這項工作就是調度。

台電的調度處掌握全台機組的開關，為什麼要用這台機組不用那台？從用電負載供應的預測，到空污、水情、成本、安全、地點、傳輸容量都要考量，隨著再生能源的增加，調度的角色將愈來愈關鍵。

永保平衡的好工具：水力與天然氣機組

調度處的一天是從預測開始。調度處解釋，在前一天的下午4點，調度處就會做出隔天的用電負載曲線預測，並列出可用機組的優先順序。當預測用電會很高的時候，也會請業務處啟動需量反應，需量反應是一種節電機制，可抑低用電量。但最後，調度處還是必須根據當天的實際用電與機組狀況決定機組調度。

隨著白天用電量逐漸攀升，調度處工作人員就要逐一通知機組加入供電。調度處解釋，並不是一開機電就會來，所有機組都須提前通知啟動。視機組特性及冷、熱機情形，提前通知時間都不相同。氣溫高低除了影響用電，也會影響部分機組的供電能力，水情是另一個變動因素，這會影響水力發電。工作人員必須充分掌握各機組的特性，才能在對的時間，提供「剛好」的電力。

為維持供電穩定，電力系統需時時刻刻保持供需平衡，當電力負載高於發電或過低發電都會讓電網的頻率出現變動。當有意外的緊急需求、或機組來不及啟動時，調度處就會啟用水力機組。

台電專業總工程師、發言人徐造華解釋，水力發電的特性是一開動，電力就可以快速併網，很好用卻不能常用。以慣常水力來說，發電過後水不會復返，所以缺水時節要盡量保留。抽蓄水力雖然可以重複使用，但必須使用離峰時間的電力將水往上抽，這通常是燃煤或燃氣發電。

另一個好用的機組是天然氣機組。調度處表示，全台電網是相連的，當某地負載增加或減少時，頻率就會隨之變動。天然氣機組調整頻率能力較佳，可快速自動調整發電量，讓電力系統頻率維持在固定值。相對的，這要先確保天然氣的穩定儲量。

夏日的午休 改變用電曲線

一天來到最熱的中午，快樂去午休這項集體行為，對台灣的用電負載產生很明顯的波動。調度處說，台灣夏季電力有二個高峰，一是在午休前接近正午。在午休時需求會減少，午休後再度增加，來到當天用電最高峰。一天最高的瞬時尖峰用電通常落在下午1點30到2點間。

午休期間電力需求「暫時性」減少，雖然部分機組可以略調降，但有的機組不宜又關又開。一種替代方案是把多出的電力先用在抽蓄水力，讓電網維持平衡又不浪費電。等尖峰過後，部分機組就可以開始排程降載或進入停機。

要便宜  也要考慮傳輸限制與空污

調度處是如何決定哪些機組先用，哪些機組後用？徐造華解釋，調度有三個原則－安全、環保、經濟。一般狀況是發電成本低的優先使用，但空污嚴重的時候會啟動環保調度，降低燃煤機組。安全，則是所有調度的基本前提。

調度處表示，每日尖峰期間北部用電需求量較大，由於南電北送有傳輸線容量的限制，在北部用電吃緊的時候，基於安全因素，還是必須請北部電廠貢獻電力。

一般而言，燃煤與核能提供的電力穩定，依其機組特性不容易調升或調降，被電力公司當作基載，提供基本需求，不做調度，但這項原則如今也有改變。調度處解釋，因為空污問題不少縣市要求降低燃煤機組發電，所以台電公司會在供電穩電的前提下，於離峰期間會視系統情況調降燃煤發電。

未來挑戰－綠能預測  儲能調控

許多人都認為再生能源的電力無法預測，占比過高會造成電力調度的困難。對此，氣象局與能源局已經開啟綠能虛擬營運中心，提供100米高風能及地表太陽能的歷史平均、監測分析及預報3類資訊。

徐造華說，目前太陽能發電量約在100到120萬瓩左右，隨著天氣狀況而變動，但因占比不高，影響不大。當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20%的時候，詳細的氣候預測資料就會非常重要。

針對再生能源的間歇性，儲能裝置也因應而生。除了降低電力負載外，未來儲能可否接受電力公司調度？調度處表示，這些技術仍在發展中，期待儲能也能走向調頻，隨著電網負載高低而提供電力。

外界頻頻喊缺電，每當夏日飆高溫，不免讓人憂心是否會缺電。不過，「氣溫高，用電量會增高，電就不夠用」並不是永遠的定律。用電、調度除了受氣溫、機組狀態影響，連今天星期幾都有關連。

七月底連續兩日高溫，8月1日持續升高，創下今年全台平均最高溫30.43度_[註1]。同日，全台用電創下歷史紀錄，來到3735萬瓩的新高。緊張時刻，備轉容量率卻穩定維持在6.17%，比起今年最低的備轉容量率2.89%更充裕。

高溫不是問題  最怕高溫遇機組故障  

「高溫不代表用電最吃緊」，台電專業總工程師、發言人徐造華澄清，因應天氣預測，台電會提前準備足夠的機組，而用電會吃緊，通常是臨時的機組故障所致。

今年用電最吃緊的日子是5月29日，備轉容量率創今年最低2.89%。當時春雨未如預期，連續高溫造成用電增加，瞬時尖峰負載來到3632.86萬瓩，是歷史5月用電第三高_[註2]。偏偏又遇到豐德二號機與台塑汽電共生一部機組故障，加上部分機組在工檢、試車，無法馬上加入供電行列，備轉容量僅剩 104.93 萬瓩。

8月1日的氣候跟5月底相似，連續數日高溫，熱累積效益下，瞬時尖峰負載高達3,735萬瓩，創下歷史用電量新高。但因夏月期間台電不排機組大修，加上大林新2號機試車發電，太陽能發電又多，備轉容量反而更高，達230.5萬瓩，備轉容量率也維持在6.17%。

徐造華指出，氣溫高且機組穩定時，不會有供電問題；機組出一點狀況但氣溫不高，也不會有問題。最怕高溫超出預期、加上兩三台機組同時故障。

一週用電大不同 午休與放假影響大 

工時對用電的影響也很大。夏日用電高峰通常出現在兩個時段，一是11點前後接近12點的時候，午休時間會有短暫下降再逐漸上升，下午1點半到2點間達到當日的最高峰。台電調度處解釋，冷氣的影響很大，這可由夏日跟冬日用電曲線的對比看得出來。

以一週用電來看，徐造華說，週末不上班，用電量少。有些行業週一或週五不上班，用電也相對少，通常週三用電相對高，而8月1日恰巧就落在週三。

機組也怕高溫   有「鍋爐」的都受影響

除了人怕熱，連發電機組也怕熱，日前歐洲熱浪，許多電廠受到影響。徐造華說，有「鍋爐」的機組都會受高溫影響，包括燃煤、核能、重油等機組。

調度處解釋，以複循環天然氣機組為例，原廠設定是 32度時滿載發電。當溫度上升到35或36度時，發電就會受到影響，但差距不會太大，調度時已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

徐造華進一步說，除了高溫對機組的影響外，電廠擔心冷卻水溫度過高，如果排放到河、海會影響生態，也會主動降載，但這兩者的影響都不大。

※註1：截至今年9月24日前，以13 個平地測站的平均值代表均溫，今年均溫最高前四名分別是8/1、7/31、7/30、8/2。

※註2：歷史5月用電量前5高均在今年，分別是5/30、5/31、5/29、5/28、5/18

過去，台灣的土地，都是原住民族的生活領域，歷史發展下，他們受到壓迫，失去土地，不斷流離。長期以來，原住民族的還我土地運動，不僅追求土地權益，也希望尊重原住民歷史的意義。現在，一群部落人士發起守護傳統領域行動，延續還我土地運動的精神，為爭取歷史轉型正義，做出堅持的努力。

2016年11月，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將「原住民族基本法」第21條中，原住民族傳統領域，解釋為「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及其周邊一定範圍內」之公有土地，排除私有地，影響原住民權益。2017年3月3日，馬躍、巴奈、那布，以及許多聲援人士，為了爭取完整劃設原住民傳統領域，來到凱道召開記者會，說明部落的憤怒。

原住民傳統領域，就是原住民原本的生活空間，包括部落所在地、耕地、獵場、漁場、聖地等，也包括海域與河流，無分公私有。主要位於中央山脈及東部地區，面積約有180萬公頃，然而一旦劃出私有地，將消失100萬公頃。原運人士馬躍．比吼表示，傳統領域就是老人家事實的陳述，不分公私有，是清朝、日本、國民政府之後，才有公私之分。

部落人士開完記者會，決定留守現場，等待政府回應，總統蔡英文親自到現場，表達協助解決的決心。她表示，先開始規劃，清楚問題，可以做的先做，需要修法的，則陸續進行，傳統領域的土地問題，可從政策面著手。

但是問題遲遲沒有解決，抗爭人士決心駐地長期抗爭，現場也不斷有聲援者前來關心，彩繪部落帶來的石頭，製作抗議作品。抗爭現場被稱為凱道部落。原運人士那布表示，原住民的生活、文化、歷史，都是起源於土地。長期以來的原住民運動，很重要的核心，就是爭取土地權益。

傳統領域的劃設問題，在國有林地、國家公園的公有土地，一直有爭議，私有土地的開發問題，更造成部落危機。花蓮瑞祥部落的林高捷，多年來跟著部落耆老調查傳統領域，明瞭過去的歷史。

瑞穗廣大農地，原本是阿美族人從事農耕的傳統領域，日治時代收歸國有，種植甘蔗與菸葉。戰後曾經進行土地登記，但是部分族人因為稅金不敢登記，後來農地陸續放領、轉售，現今多為漢人所有。因為鄰近溫泉區，私人土地上興建許多溫泉飯店，部落對於傳統領域的發展，完全沒有協商、參與的權力。

未來，花蓮縣政府規劃面積600多公頃的瑞穗溫泉特定區開發案，將改變部落傳統領域的面貌，對於原住民文化，產生巨大影響。溫泉特定區計畫一旦推動，興建大量旅館，將造成水源不足，危害生存。林高捷指出，目前民宿業者每天用的水，容量已經超出想像，如果大型開發案持續下去，恐怕大家都會叫苦連天。

傳統領域上的公私有土地，存在治理與協商爭議，就算公告傳統領域，還是不被重視。日月潭的邵族，土地長期被侵吞，面臨開發壓力，部落多年來調查傳統領域，希望能正式劃設。

潭邊的孔雀園，過去是部落傳統領域，現在面臨飯店BOT開發，在環評前夕，原民會正式公告為邵族傳統領域，族人在抗爭現場高聲宣布。但在環評會議上，仍然不被重視。過去要求政府重視部落諮商同意權，總以傳統領域未公告拒絕，現今正式公告，還是不構成法律效率，邵族丹長老在會議中，控訴政府欺負弱小部落的態度。

政府公告傳統領域，部落明白表示拒絕開發，但是環評依舊通過。更嚴重的影響在於，邵族公告第一波傳統領域，涵蓋魚池鄉土地，立即遭到漢人居民的反彈，擔心限縮土地開發權益。魚池鄉長陳錦倫指出，裡面的公有土地，如果遇到重大開發時，需要部落會議的同意，而這個部落諮商同意權，包山包海。

原運人士馬躍．比吼說明，劃設傳統領域，含括私有土地，並不影響私人土地的財產權益和小規模開發，而是大型開發案，必須與部落協商。這次首度公告就陷爭議，其實也是讓事情被攤開，找出解決的方式。

南投丹大地區是布農族的居住地，分有地利、雙龍、人和、潭南四個部落，每個部落附近都有林道，通過各部落的祖居地。人和部落族人方茂貴回憶，過去部落居民都會利用人倫林道，回到自己的傳統領域。

長期以來，林道受到管制，部落居民進入受到限制，甚至有白天不走，晚上走的現象。政府管制林道，過去是因為伐木經濟，現今是為了防止盜獵、盜伐，但是管制措施，長期造成政府與部落的緊張關係。

南投林管處多年前協助丹大地區各部落，推動生態旅遊，一方面重返傳統領域，一方面讓部落共同守護山林。南投林管處副處長張獻仁指出，我們想到說，是不是可以結合當地部落、人力，應用部落特色，還有丹大環境生態資源，發揮生態旅遊，培育部落自主管理。

進入人倫林道，沿途美麗風光，以及茂密的苗圃森林，成為政府陸續開放的林道，未來郡大、丹大等林道，都會以此模式推進。對林政單位來說，開放林道是一種態度的轉變，象徵返還土地權利的開始。

但是族人希望在開放林道之外，能回到傳統領域的採集、狩獵。南投林管處副處長張獻仁表示，林產物的部分，有相關規定，原住民有傳統祭儀，經過申請手續，有審核機制。狩獵也是一樣，各部落根據需要申請。

原住民傳統領域上，因為歷史因素，糾結著各種問題，抗爭人士希望透過法律修正來平反。原運人士馬躍指出，原住民的轉型正義，在總統府有成立原轉會(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但是對比促轉會(中華民國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原住民的原轉會是空轉的，促轉會有多個專任委員，工作人員則有五十幾個，原轉會是十幾個，還東拼西湊，最重要是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有調查權，原轉會在總統府只能純聊天。

「總統道歉！承認原住民傳統領域！主委下台！」成為凱道部落抗爭的三大訴求。原運人士那布指出，原委會主委過去也是原運先鋒，但是在傳統領域議題上，以違憲劃出私人土地，怕製造原漢衝突，有失原住民立場。

凱道部落繼續在抗爭，以駐地堅守的精神，追求轉型正義，希望傳統領域，不分公私，都要尊重歷史，落實原基法中諮商同意權的規範，讓原住民能在自己的歷史土地上，延續深遠的文化，不要成為有傳統沒領域的失根民族。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有傳統‧沒領域】

09/24（一）22：00首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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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四面環海、魚種豐富，但是我們對周遭的魚其實很陌生。因為不認識、不了解，許多魚並沒有被珍惜對待。而漁民是造成海洋資源枯竭的元凶嗎？其實，改變的開端，也在我們的餐桌上。

早上七點，基隆漁港碼頭邊，漁工們忙碌地卸下一批批漁獲，魚販來到這裡買剛下船的海產。這些冷凍漁獲中，只有四成是賣到市場或海產店，其他六成以上都是廉價雜魚，只能賣給加工廠商，做成魚粉或養殖用的飼料。

台灣沿近海魚類多達一百多種，近年來漁業資源銳減，但大多數漁獲卻沒有被好好利用。台灣永續鱻漁發展協會理事長白尚儒感嘆：「所謂無魚之島，不盡然是漁民把魚抓光，而是我們浪費了很多魚。」

白尚儒生長在基隆，從小跟著父親釣魚，回想小時候在漁港邊，常有整群海鳥追逐魚群，如今魚群銳減，海鳥也是零零落落。為了挽回心中曾有過的海洋，他在網路上建立永續漁業討論平台，串連消費者、漁民、學者專家。2017年成立台灣永續鱻漁發展協會，許多漁民加入成為推動永續漁業的生力軍。

推動永續漁業除了漁民本身的意願，消費者的力量也是關鍵。台灣雖然是海島國家，但大部分的人並不知道周遭有哪些魚，也不太懂要怎麼料理。為了讓民眾知道怎麼吃魚，對海洋生態才有幫助，台灣永續鱻漁發展協會從2018年開始舉辦食魚教育課程，教大家辨認魚種、漁法和料理方式。小型、洄游性魚類，像竹筴魚、沙丁魚、秋刀魚，因為數量比較多，是比較建議食用的魚種。

除了辨認魚種，食魚教育課程也教民眾怎樣處理魚才能保有鮮美。也許你會奇怪，一條魚新不新鮮跟健康有關，但是跟漁業資源的永續，又有什麼關係？海科館博士廖運志指出，漁獲的鮮度跟漁法有很大的關係，以底拖網為例，魚在網子裡停留時間較久，新鮮狀態當然不如一支釣等漁法。另外根據研究，拖網的混獲比例高達五成以上，往往造成資源浪費。

白尚儒也認為，台灣漁業過去只追求數量，在提升魚貨品質與附加價值的努力上，還相當落後。以竹筴魚來說，大量捕撈一條價格僅二三十塊，還常被當成下雜魚，做為養殖飼料。但是在日本用一支釣釣上來竹筴魚，在船上立即放血處理，只要保鮮得宜，價格可能是台灣的十幾倍。當魚的附加價值提高，漁民少抓一些魚，還是可以維持生計。

參與永續食魚課程的爸爸媽媽，將竹筴魚肉切下，小孩仔細挑刺，原來竹筴魚也可以做成美味生魚片。白尚儒笑說，好好對待一條魚，你才可以認識牠真正靈魂的味道，而這個好好對待，不只是漁民的責任，也是消費者的責任。

食魚教育不只在都市，也延伸到產地。花蓮七星潭沿岸的定置漁業，日治時期到現在有近百年的歷史，魚網固定在海中像一層層的階梯，魚群可以游進去也可以游出來，是相對比較友善的漁法，捕獲的魚也以洄游性魚類居多。

定置漁場第二代老闆黃建衛，回想小時候颱風過後，許多漁民都會來岸邊撿被浪打上來的魚蝦，現在這種景況已經消失，漁獲量逐年下滑，業者必須尋思轉型之道。

黃建衛的表妹黃紋綺，大學時念海洋管理，因為對海洋的熱愛，畢業後回到家鄉，希望替傳統漁業帶來轉型活力。黃建衛曾去花蓮的國小上課，問學生午餐都吃什麼魚，學生的答案卻是喜相逢這些進口魚，他心頭一沉，自問，每天捕撈這麼多魚，為什麼當地學生卻吃不到，也不認識？

定置漁場的漁獲，大部分都送去做成各種加工產品，一般市場很難買到。為了讓民眾更了解花蓮近海的魚類與漁法，黃紋綺與賞鯨船合作，遊客出海不只賞鯨，更會到定置漁場附近，近距離觀察漁民的作業方式。

收網結束，接下來就是漁人的衝浪秀。漁獲被吊掛到膠筏上，沉重的魚網一放上去，海水立即淹過膠筏，漁撈長看準時機衝回岸邊，這些都是靠幾十年經驗與技術的累積。

除了現場體驗漁場作業方式，業者也提供新鮮的魚，教民眾怎麼料理。黃建衛勾勒起心中的願景：「我們希望食魚教育能讓更多人認識魚，一起推動永續海鮮、友善海洋」。

不只是野生魚類，養殖水產也有相當大的差異。文蛤是對環境比較友善的水產，台南七股是文蛤養殖重鎮，很多人不知道，七股的養殖環境其實很特別。潟湖的養殖環境得天獨厚，純海水養殖，不用換水也不用水車打氣，養殖密度只有雲林、彰化的四分之一，養殖時間長，成本也比較高。

成大畢業的三個年輕人，來到七股想為漁村發展做些事，他們看到七股文蛤養殖方式天然友善，在市場上卻沒有鑑別度，也不見得被消費者了解，於是與漁民合作設計各種體驗課程。

從野生魚類到養殖水產，到底什麼該吃？什麼應該少吃？2012年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曾出版海鮮指南，將海鮮分成綠燈、黃燈、紅燈等三種，2018年重新修訂，鯖魚因為漁法問題，從綠燈改列為黃燈。目前正當產季的花蟹、三點蟹等屬於黃燈，要大快朵頤前，恐怕得先想一想。修正的海鮮指南中也特別強調，沿岸各種珊瑚礁魚類，都是紅燈物種，要避免食用。

未來會不會有更多的魚，從綠燈改列黃燈，甚至是紅燈呢？政府的漁業管理很重要，但在捕撈方式與管理制度仍不完善前，消費者只能從餐桌上開始改變。台灣人愛吃魚，從產地到餐桌，吃魚這門課，還有許多篇章可以學習。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吃魚這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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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衛報報導，一項新研究顯示，空氣污染可能增加罹患失智症的機率，所有年齡層皆然。

根據取自倫敦的研究資料，空氣中氮氧化物（NOx）含量最高的地區，50歲以上罹患失智的風險比含量最低的地區高出40%。

這份本月發表在《BMJ開放期刊》上的觀察性研究^［註］，僅管不能確定空氣污染是失智症的直接原因，但作者表示，其他已知會增加失智症風險的因素，都無法解釋空氣污染和高失智症診斷機率之間的關係。

學界已知空氣污染與心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有關，而這份研究是目前少數探討神經退化性疾病與空污關係的研究之一。

作者之一、倫敦國王學院的環境健康教授凱利（Frank Kelly）表示：「根據研究結果，空氣污染與失智症有關，但無法解釋原因。不過我相信現在有足夠的證據，能將空氣污染添列入失智症的危險因素清單中。我們的計算結果顯示，從統計觀點來看，空氣污染使罹患失智症的風險增加了7%，即英國的85萬例失智症病例中，大約有6萬例與空污有關。」

近年越來越多空氣污染影響的研究成果出爐。本週稍早，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警告，上學途中的髒空氣影響兒童健康，同時另一份剛發表的研究顯示，污染物顆粒可以穿越胎盤。

一份來自中國的突破性新研究發現，呼吸髒空氣與智力「大幅」下降有關，相當於失去一整年的教育。

不過科學家也警告，研究結果必須審慎解讀，因為觀察性研究無法密切追蹤其他可能的原因，如研究對象的生活方式、經濟上的相對剝奪感，以及個人的空氣污染暴露量。

該研究蒐集倫敦各地的空氣和噪音污染程度評估資料與1萬3100名50～79歲匿名患者的健康紀錄，自2005年起展開長達七年的追蹤。在這七年間，1.7%的患者被診斷出失智症。他們暴露於空氣污染的程度則是用住家的郵遞區號來判斷。

研究作者說，空氣污染和失智之間的關係可能從生命早期就開始了。作者寫道：「與交通有關的空氣污染已經證實與兒童認知能力較差有關，持續大量接觸可能導致成年早期產生神經炎症，以及改變大腦固有的免疫反應。」

註：臨床研究可分為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及分析性研究（analytical study）兩種，其中描述性研究主要是在形成假說，而分析性研究則是在驗證假說。 後者又可以分為觀察性研究（observational study）及實驗性研究（experimental study）。資料來源：台灣生物精神醫學暨神經精神藥理學學會網站。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9月18日），Air pollution linked to much greater risk of dementia

即便是夏季，正午時分的史丹利公園，一點也不令人感到炎熱。因為，隨意找一塊綠地，都能享受公園裡各種針葉樹的庇蔭。再強烈的炙熱陽光，穿過濃密樹葉的縫隙之後，都會變成溫柔和煦的光斑，灑在綠草地上。一旁的草地上是四處覓食的加拿大雁和葡萄胸鴨；美洲河狸鬼鬼祟祟的從樹叢中探出頭來，快速穿過人行步道後躍入水中；公園裡四處是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從事著各種戶外活動。史丹利公園是加拿大最大的市立公園，位於溫哥華西北邊，面積達405公頃。公園內絕大部分是維持自然原貌的天然環境，還有一處是原住民保留地，蘊含豐富的生態與人文資產。

此時，不遠處的樹叢傳來一陣窸窣聲，一隻松鼠快速地從樹幹溜下，停在草地方歇腳。這個公園日常般的景象，似乎有點不太對勁，有股角色錯置的違和感。因為，這隻松鼠，既不是原生的道格拉斯松鼠（Douglas Squirrel, Tamiasciurus douglasii），也不是北美紅松鼠（Red Squirrel, Tamiasciurus hudsonicus），而是外來入侵種「東方灰松鼠（Eastern Grey Squirrels, Sciurus carolinensis）」。

依據生物多樣性公約（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CBD）秘書處的相關報告，外來種（alien species）是指任何因人為因素出現在自然分布範圍之外的生物。按此定義，許多寵物、家畜、經濟作物和園藝植物，都屬於外來種。外來種不一定會在自然環境造成負面影響，也不一定能在外地建立有效的族群。然而，若外來種在野外建立了野外族群，並且對該處原生生物多樣性造成負面影響的物種，就成為了「外來入侵種（Invasive  Alien Species, IAS）」。

外來入侵種的影響可大可小，但是，一旦如海嘯般席捲而來，往往是動搖國本也難以力挽狂瀾。對原生物種來說，這些外來入侵種可能是掠食者、競爭者、寄生生物、或是病原體的傳播媒介。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認為，外來入侵種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僅次於棲地流失。2016年一篇刊登在《自然》期刊的論文，Maxwell 等人將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受脅物種紅皮書（IUCN Red List）中，各受脅物種的受脅原因一一整理釐清，發現生物多樣性的首要威脅是過度開發與過度獵捕，共有6,241種物種受此威脅；接著分別是農業活動（5,407種）與都市發展（3,014種），外來入侵種的影響則排名第四，共有2,298種物種受此威脅。

為了有效防治和解決外來入侵種問題，加拿大聯邦政府在2004年著手規劃「加拿大外來入侵種對策（Invasive  Alien  Species Strategy  for  Canada, IASSC）」，其主要任務包括：（1）預防新外來入侵種；（2）及早發現新外來入侵種；（3）針對新的外來入侵種盡速有所因應；（4）管理及監控目前已擴散的外來入侵種。同時，聯邦政府在2005年核定一筆五年、850萬加幣的聯邦預算，其中500萬加幣用於成立「外來入侵種夥伴關係計畫（the Invasive Alien Species Partnership Program, IASPP）」，將重點放在外來入侵種的防治，以及釐清外來入侵種的輸入管道。

「外來入侵種夥伴關係計畫」在2005年到2010年，前來申請的計畫共達798個，總預算達3939萬加幣；實際審核通過的共有141項計畫，總經費約460萬加幣。總共涉及277種外來入侵種，其中包括142種植物、6種陸域脊椎動物、1種兩棲、43種昆蟲、49種水生脊椎動物、28種水生無脊椎動物、8種病原體或寄生蟲。大多數的計畫目標在於，提升與外來入侵種議題相關的權益關係人履行承諾的狀況、以及對外來入侵種議題的意識與警覺，最終能將外來入侵種的輸入及散播風險降到最低。這些經由「加拿大外來入侵種對策」認定的權益關係人，包括各級政府、工業單位、非政府組織、學術研究機構、原住民團體以及一般大眾。各個權益關係人都能憑藉自己的專長與能力，對外來入侵種的議題有所因應與貢獻。

以溫哥華島大學（Vancouver Island University）所執行關於外來入侵種東方灰松鼠的計畫為例。東方灰松鼠是加拿大東部的原生種，但是大約在1914年間引入加拿大西部的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並且進一步在1966年擴張到溫哥華島。自從初次引入開始，東方灰松鼠的族群便在北美大陸與溫哥華島上不斷地成長和擴張。東方灰松鼠的出現，對該處原生的樹棲性松鼠：道格拉斯松鼠和北美紅松鼠，產生負面衝擊和資源競爭。不僅如此，東方灰松鼠還會嚴重威脅已瀕臨滅絕的俄州白櫟（Garry Oak, Quercus garryana）。東方灰松鼠會啃咬俄州白櫟的果實尖端，對俄州白櫟的繁殖產生負面影響。除此之外，東方灰松鼠也會啃咬樹皮而導致其他樹木死亡。

為了掌握東方灰松鼠的族群分布與分布範圍，溫哥華島大學的計畫團隊與當季的環境組織與社區合作，推動數場教育活動、製作海報及多媒體素材，讓參與志工瞭解東方灰松鼠目前在溫哥華島的分布，以及對原生自然環境的危害。在此之後，參與計畫的志工可以將所蒐集到東方灰松鼠的時機和地點資訊，上傳到線上的回報系統。透過諸多志工共同執行的長期監測，便能累積大量的外來入侵種時空分布資料，以掌握其族群現況與動態。東方灰松鼠已入侵將近百年，族群擴張的規模已經不是單執行該計畫就能控制甚至移除的狀況。因此，該項計畫將重點放在族群監測，透過公民參與的方式，建立一個快速且即時的族群動態監測系統。

「外來入侵種夥伴關係計畫」的第一期工作，已經在2010年告一段落。為持續推動第二期的計畫，IASSC規劃每年一百萬加幣的經費，並且每五年檢討計畫的執行成效。第一期計畫所學習的經驗與累積的資料，都會做為未來計畫的參考及規劃依據。除此之外，IASPP 也打算推動多年期的計畫來完成兩大目標：其一是強化夥伴關係內，權益關係人之間的交流與互動，由來自不同領域的權益關係人組成外來入侵種防治委員會。其二是透過競爭式的流程，讓權益關係人參與外來入侵種的防治工作，提升環境意識、加強提早發現新外來入侵種的效率，才能提早因應。

史丹利公園內的那隻東方灰松鼠，很快就爬上另外一棵樹，消失在樹叢之中。保育資源有限，不可能將大量的經費投注在單一外來入侵種的移除工作上，而且是否能移除成功還是另一回事。面對早已擴張的外來松鼠，目前最理想的策略就是掌握其族群狀況。跑走的那隻東方灰松鼠已不見蹤影，我拿出手機，將目擊時間及地點資訊上傳到回報系統，盡一份公民之力。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歷經20多年、眾多海洋學者、團體倡議，行政院海洋委員會正式掛牌運作。帶著宣告台灣海洋國家的意味，4月28日海洋保育署也正式上路，作為海洋資源保育的先鋒角色，海洋大學教授黃向文接下海保署長的重任。

黃向文過去在學術領域做過海洋事務與社會科學相關的議題，包括台灣民眾海洋意識調查、2011年海洋垃圾調查、海洋保護區以及潛水民眾態度調查等，這些都是重要而乏人問津的研究調查，也是黃向文建議政府做、而政府尚未做的事。

受託擔綱海保署長，正是實現理想的機會。他期待在任內得以實踐學術所知，並訂出任內三個目標：乾淨的海水、健康的棲地，以及資源永續，希望大眾到海邊玩，不須擔心海水污染，並保留自然的棲地之美，不要增加無謂的人工設施，否則就像「在漂亮的小姐臉上塗了很醜的妝。」

乾淨的海水：全面性水質監測 還給海洋生物潔淨棲地

水質是了解海洋環境的一個指標，這就好比陸地上監測空氣的道理。「我們擔心海洋酸化，一方面可能是工業排放造成的污染，一方面可能是氣候變遷等複雜多元的因素，因此必須透過監測了解海洋環境的變化，也是海污法以及各種環境法令重要基礎。」

過去以環保署為主管機關的《海洋污染防治法》，執法業務已移撥到海保署。黃向文表示，海域監控除了維持環保署原本分布在生態敏感區、河口的105個檢測點，以及部分縣市政府因地方需求而增加的測站，持續資料收集、資訊公開，海保署也將彙整、收集，分散在各式各樣環評資料中的有關海洋工程或工業用地的基礎資料，同步公開於資訊平台。這些基礎資料有助於了解，關注焦點、增加測站之處。

除了監測水質中重金屬、有機物、酸鹼值，熱門遊憩海灘的大腸桿菌指數監測等，漁港與商港內的水質監測也將跟上──目前中央或地方政府主管的港區會雇工清理海裡和陸上的垃圾，但較少進行水質監測。

健康的棲地：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劃設  以健康海洋為共識

目前《野生動物保育法》涉及海洋野生動物的保育業務，已移撥到海保署，首先面對的就是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何時定案的問題。

自從農委會林務局2014年4月23日預告訂定「中華白海豚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後，歷經4年5個月，此保護區至今未能正式公告。黃向文表示，將重新檢視白海豚重要棲息環境劃設，思考讓海洋健康獲得多贏局面的共識與做法。例如，目前預告內容，漁民是可以持續作業的，在此前提下，即使公告重要棲息環境，白海豚的數量能恢復嗎？

他認為，以往的學術研究著重白海豚族群數量調查，未來還需增加白海豚為首的海洋生態系調查，例如與白海豚伴生的物種數量，以及每個物種的族群量等。另外，除了刺網這類漁法帶來的傷害監測外，也需加強監測水質對白海豚的影響。

海洋環境問題，看似白海豚首當其衝，黃向文則指出，其實在面對海洋污染、氣候變遷等因素，漁民也是受害者；因此，將在完整的海洋生態調查基礎下，提出一套讓生態系建康的解決方案，並證明「重要棲息環境」劃設是有效的方式。

換句話說，劃設「重要棲息環境」是基於健全海洋生態，當海洋健康了，海洋資源也恢復，因此白海豚跟著健康、漁民也是受惠者。

串連既有保護區成廊道 依據調查劃設海洋生物保護區

關於鯨豚保育方面，雖然針對鯨豚擱淺救傷已有完整的通報和輸送系統，不過源頭治理會比末端的救濟更重要。黃向文指出，海洋動物擱淺或救傷案例，都傳遞海洋環境的訊息。他曾於台北動物園目睹因肚子裡的釘子死亡的小海豚，認為反映的不是海豚生病，而是海洋生病了，而這片海洋就在我們身邊。「我們無法留住牠們，是我們的損失。」對鯨豚或海龜不好的海洋，對人類也不好。

目前海保署劃設海洋保護區是依據《野生動物保育法》，強調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服務功能，以此劃設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及野生動物保護區。除此之外，還須整合依據不同需要劃設的保護區，例如依據《國家公園法》公告的海洋國家公園、依據《漁業法》公告的漁業資源保護區，將這些區域形成網絡、廊道，當生態系統強韌，海洋恢復生機，才能談永續利用。

資源永續：與漁業署合作降低混獲  重啟沿近海域調查

漁業撈捕過度與混獲的議題，是全球關注焦點。混獲造成非目標物種大量死亡，引發的效應不斷瓦解海洋生態系服務功能。國際上對於遠洋混獲已經有一套方法，台灣也須努力跟上腳步。黃向文表示，讓漁民了解混獲造成的破壞，終究是反映到漁撈收穫，降低混獲目的是增加海洋資源。

海保署將和漁業署協商，第一步先避免保育類物種受害，例如海龜、海豚等，並從已具規範的遠洋漁業的混獲調查評估做起。遠洋漁船上的觀察員，收集到的混獲資料，若能與海保署分享，對於國內海洋保育會有莫大的進展。

沿近海生物多樣性的調查已經很久沒做，也將是未來的重點。我們有海洋，沿近海卻沒有魚可抓，市場中標榜「現撈仔」的漁獲，不少都是進口，可能連販售者都說不清楚來源。這也凸顯維護海洋資源的重要性，而海洋保護區的設置是其中一種方式。

與環保署合作：陸地都好了，才有潔淨海洋

海污法的業務已完整移交給海洋保育署，但移撥過來後，兩者的關係只會更緊密，業務上還是需要合作，尤其海洋廢棄物絕多數來自陸地，陸地廢棄物處理好，海洋跟著好。

例如，根據2016年國際海洋保育基金會淨灘報告，30年來累計前三大類為廢棄漁具、塑膠袋及各種免洗餐具。而台灣2015年海廢統計前三名則是寶特瓶蓋、廢棄漁具與塑膠袋。

美國商業部海洋大氣總署於2006年通過「海洋廢棄物研究、預防與減量法」，授權美國國家海洋大氣總署為主管機關之外，還言明需與環保署及海岸巡防署合作，調查相關海洋廢棄物分布、密度、釐清海廢來源、訂定有效的減量計畫、建立並公開海廢資料庫、推動淨灘教育推廣等。

面臨海廢跨國議題，美國幾位參議員聯合跨黨派議員，於去（2017）年3月29日提出修正案，更名為「拯救海洋法」《SOS Act of 2017》，進一步鼓勵地方政府積極參與，加強國際合作、推動國際協定，希望全面性減緩全球海洋廢棄物。

同年，澳洲環境能源部提出「海洋廢棄物減量計畫」預告，制定包括進行相關調查及減緩措施之研究、界定關鍵受影響物種以及優先行動、移除現有海洋廢棄物等六大目標。有關海廢組成相關研究論文台灣僅有兩篇，台灣周遭海洋廢棄物分布熱點以及密度資訊待補。

一個新部門成立，需要一段時間適應，無論是社會大眾或其他部會，了解海委會成立後如何應對。也須提醒他們，很多事情是切不開的，海污海廢這麼嚴重，很多都來自陸地。「陸地的廢污沒有管好，就是影響海洋，透過不斷提醒，喚起意識合作保育，台灣才能真正邁入海洋國家。」

基於科學、基於資料

海洋生物的公民科學上，黃向文想做資訊整合平台，將海龜、鯨豚擱淺地點或目擊點位，或者在什麼地方潛水看到海洋生物，尤其是保育類的物種，如海龜、龍頭鸚哥和蘇美魚、豆丁海馬等，就到平台回報點位。

透過這些資訊，幫助調查研究人員了解，那些地方鯨豚出現頻率比較高，藉以發展生態產業；保育類物種出現頻率之處則加強調查，或擱淺比較嚴重之處則探討原因，讓全民參與海洋保育的基礎調查。

黃向文說，環境是整體的概念，無法將陸地與海洋切割，在加強海洋環境教育上，必須借重環保署環境教育資源，落實《環境教育法》相對重要。

承擔：在啟航時抓穩船舵

回顧當初接任署長一職的心路歷程，黃向文4月中被徵詢意見時，一開始完全沒考慮要接，不僅要得離開台北的家遠赴高雄，且新成立的部會許多變數難以掌握。但想到自己可以貢獻所學，在一開始就抓穩船舵，把握海洋保育的核心精神，便決意承擔。

第一天開張，只有另兩位從環保署調來的業務人員，第二個月成員變五個人，最近陸續補入對海洋或深具行政概念的人員。台灣的海洋保育業務隨著署務逐漸茁壯中，期許國人的海洋保育意識也能同步跟進。

環保署25日公布國內塑膠微粒含量首次調查結果，包括海水、自來水、海灘與貝類在內，大部分的樣品中都含有塑膠微粒，自來水中檢出塑膠皆為纖維狀，每公升為0至6根，遠低於瓶裝水的檢出量；海水中的微型塑膠數量為每1000公升有1000至1萬8500個，沙灘砂礫則是每公斤26至2400個，養殖及野生貝類為每公克0.2至5.2個。

鑑定結果顯示，這些微型塑膠的材質以PP、PE、PS為主，來源多是常見的塑膠用品，例如寶特瓶、塑膠袋、瓶蓋、吸管、塑膠飲料杯及各種人造纖維產品等裂解後在環境中停留達千百年，環保署提醒，還是要從塑膠垃圾源頭減量做起。

這些塑膠微粒恐經過食物鏈，最終回到人體，但實際的健康風險評估與安全容許標準，目前世界各國都還沒具體研究出爐。

近年塑膠微粒污染問題受國際重視，更有研究指出污染不止於海洋環境，許多國家的淡水、陸地，甚至南北極都有發現塑膠微粒。2017年9月非營利媒體「Orb Media」調查報導指出，全球10多國的159件自來水樣品中，有83％檢測出塑膠微粒。

這些尺寸不到5mm的塑膠微粒，由於會快速地遭生物攝取，因此對生物的傷害比起大型塑膠碎片更高，科學家更發現，微型塑膠已經形成了「塑膠生物圈」——一種新興的生物型態。

環保署從2017年12月到今年7月間，對全台89處自來水淨水場、七處養殖區、二處海水浴場的海水、自來水、砂灘砂礫、貝類中塑膠微粒含量的調查。環保署副署長詹順貴表示，這份調查為搜集背景資料，做為未來制訂政策參考用，有需要的話，環保署可能再作下一波調查。

環保署在今年2月與民間團體「海廢治理平台」合作公布了「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當中便將調查塑膠微粒污染現況列為重點項目，並由環檢所負責。

自來水每公升有0至6根纖維 但遠低過瓶裝水

環保署環境檢驗所組長楊喜男表示，在自來水的部分，總共做了100個清水、23個原水樣本，從結果來看，在濃度上與國際相去不遠，而當中的塑膠微粒主要以纖維狀居多，PET、Nylon、PE為前三名的成分佔了85％。

自來水的100個清水樣本中，有44件檢出塑膠微粒，每公升有0至6根纖維，原水的23件有14件檢出，平均每公升有0至8根塑膠纖維。台灣自來水公司副總經理吳振榮表示，這樣的數值不但低於國際文獻，更遠低於瓶裝水，因此建議民眾，還是盡量使用自來水，也減少瓶裝水的包裝成為污染來源。北水公司也強調，近期在大台北地區設飲水機、裝指引牌，鼓勵民眾多裝自來水，少用瓶裝水。

Orb Media今年3月曾經發佈委託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弗里多尼亞分校調查，指出全球十餘種品牌的瓶裝水，多達93％出現塑膠微粒，甚至有驚見一公升含有上萬顆者。

淡菜、牡蠣、扇貝、蛤類皆含微粒 野生牡蠣高過養殖

在七個貝類養殖區、2處海水浴場進行的海洋環境採樣，海水的部分，則顯示當中發泡、薄膜、顆粒、碎片、纖維型態都有，顏色也更加多樣，材質PP、PE、PS為主，佔了77.6％，與國際一樣。砂灘砂礫則呈現不同深度所含的塑膠微粒數量與成分沒有差異，主要為PE、PP、PS佔比74.7％。

在養殖與野生貝類的調查上，淡菜、牡蠣、扇貝、蛤類都有發現塑膠微粒，淡菜一克含1.2至2顆、牡蠣野生者一克0.7至5.2個，養殖0.2至3.5個、扇貝一克3.1個、蛤類一克0.2個。由於貝類與濾食的方式進食，所以含有塑膠微粒以纖維狀為主，材質以PP、PE、PET、Nylon，就佔了92.7％。

這個數值與國際文獻平均值相比約為中間偏低。楊喜男指出，國外資料顯示，中國養殖貝類含量1克含2.1至10.5個；歐洲淡菜比利時一克0.26至0.51個、德國0.36個、北海0.2至0.3個。法國養殖牡蠣一克也有0.47個塑膠微粒。

面對含有塑膠微粒的貝類還應不應該吃的提問，楊喜男表示，目前聯合國表示，由於這些貝類含有豐富營養，仍建議食用，但目前的確各國都還沒有完成相關的健康風險評估，攝食量對健康影響程度，還不得而知。

為阻止全球暖化導致的海平面上升，工程界不斷尋求新的點子，盼望在氣候災難發生時，多爭取一些時間。而最新的方法之一是在海底建造長城。

根據20日在歐洲地球科學聯盟《Cryosphere》期刊上發表的一篇新論文，在深海中用岩石和泥沙當屏障，可以阻止海底冰川的滑動。

這個概念聽起來有點扯，但設計相對簡單。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地球科學系研究人員沃洛維克（Michael Wolovick）表示，這道牆結構很簡單，就只是在海底堆積碎石或沙子，是在人類能力可及的範圍之內。

世界上最寬的冰川 阻擋與溫暖海水接觸

這樣的結構不僅可阻擋融化中的冰川，也可防止溫暖的海水流到海底冰川的底部。科學家們正在進行新的研究，以證明當海洋暖化時，溫暖的海水是海底冰川融化的主要原因。

沃洛維克和團隊以南極洲的思韋茨冰川（Thwaites Glacier）為起點，用電腦模型估算海底長城的效果。該冰川寬約80-100公里，是世界上最寬的冰川之一。

根據計算，在海床上蓋一座高約300公尺、類似隔離柱或土墩的結構，需要0.1到1.5立方公里的材料，以經是蓋出杜拜棕櫚島或蘇伊士運河的規模。棕櫚島共用了0.3立方公里的沙子和岩石，蘇伊士運河需要挖掘大約1立方公里。

模型顯示，這樣的海底結構有大約30％的可能性可防止南極西部的冰蓋崩解。以南極地區海底的嚴苛條件，若能實現更複雜的設計，則有70％的機率能阻擋一半的溫暖海水接觸冰川。

海底長城研究  從這塊冰川開始

極地溫度升高，融化的冰川可能將大量的淡水排放到海洋中，導致海平面上升速度超過數千年來的紀錄。

思韋茨冰川大小如同英國國土，可能是未來海平面上升的最大推手，一旦融化，將可使全球海平面上升3公尺。

許多冰川延伸到海底。科學家們已經開始研究海底冰川融化以及可見部分減少的情況。海底研究船大衛阿滕伯勒爵士（Sir David Attenborough）號，又名「Boaty McBoatface」，正是用來在思韋茨冰川執行此任務。

留住冰蓋 減碳仍要加快腳步

建造海底長城的工程可以用類似的船隻進行，但長城必須精確定位，並且足夠堅固，以承受冰的巨大壓力。

沃洛維克說，像這樣的地球工程不該當做怠惰減碳的藉口。他說：「我們排放的碳越多，冰蓋長期存活的可能性就越小。」

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即將發表的報告估計，如果氣溫升高超過工業化前水準1.5°C，海平面上升可能會淹沒低窪地區。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9月20日），Build walls on seafloor to stop glaciers melting, scientists say

環保署前日拋出對全台海水、自來水、海灘、貝類塑膠微粒含量的初步調查，顯示大部分的樣品中都含有塑膠微粒，也引發社會對海鮮還能不能吃的討論，環保署26日澄清，根據聯合國2017年發表的報告，目前評估結果是塑膠微粒對人體健康風險，與其他污染相較並不高，在與海鮮營養價值權衡評估下，還是建議攝食。

環保署主秘蔡鴻德補充說明，這次環檢所使用了比國際組織Orb media更嚴謹的調查方式，使用更小的孔徑進行過濾水樣，卻測得了比起全球平均略低的數值，因此更不需對台灣海鮮太過恐慌；但的確需要一起減少一次性塑膠製品使用，環保署將繼續調查，並密切關注世界上對塑膠微粒的健康風險評估資訊。

環保署25日公布國內塑膠微粒含量首次調查結果，包括海水、自來水、海灘與貝類在內，大部分的樣品中都含有塑膠微粒，自來水中檢出塑膠皆為纖維狀，每公升為0至6根，遠低於瓶裝水的檢出量；海水中的微型塑膠數量為每1000公升有1000至1萬8500個，沙灘砂礫則是每公斤26至2400個，養殖及野生貝類為每公克0.2至5.2個。

這些尺寸不到5mm的塑膠微粒，容易快速遭生物攝取，更恐經過食物鏈，最終回到人體，因此消息一出，確認了台灣各處的貝類幾乎都含有塑膠微粒，也引發了關注與討論。

環保署引聯合國2017年《魚類及水產品中微型塑膠》（Microplastics in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報告，指出目前評估結果顯示海鮮含有微型塑膠對於人體健康風險不高，綜合評估微型塑膠危害風險與海鮮營養價值，仍鼓勵攝食海鮮。環境檢驗所組長楊喜男表示，因為塑膠微粒議題目前世界各國也都類似台灣，近期才展開初步的研究，目前最完整的為聯合國這一份資料，但環保署會持續關注國際發展，作為未來國內進行海洋塑膠微粒相關危害風險評估的參考。

環檢所在王功、台西、東石、安平、馬祖、金門、澎湖、福隆等海岸，每處採樣2種貝類，包括了牡蠣、石蚵、扇貝、淡菜、花蛤、藤壺等貝類。

楊喜男表示，大致而言，同一處採到的養殖牡蠣含有的塑膠微粒皆低於野生的石蚵，原因應是養殖貝類定期採收，接觸海水的時間較短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在金門石蚵中，從面向中國的海岸所採樣本，塑膠微粒含量高於背向處，顯示塑膠微粒的分布，的確與岸上的污染相關。

源頭減量是重點 海廢治理行動方案推動中

蔡鴻德表示，這次調查是「台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的一部份，作為背景資料，是未來政策研擬的參考，這個與民間團體共組海廢平台並一起推出的行動方案中，共提出了4大面向共34項未來行動。

由於塑膠微粒是因為棄置在環境的塑膠垃圾經長期陽光等作用「脆化分解破碎」而產生，因此更顯示｢源頭減量｣塑膠垃圾的重要性，環保署也已經提出2030年前要逐步禁限用購物用塑膠袋、免洗餐具、外帶飲料杯及塑膠吸管等一次性塑膠製品。

再者，還有需跨部會一起進行的河川垃圾清理攔除、加強陸源、海岸及海底垃圾清理的「預防與移除計畫」，及對塑膠微粒、海洋廢棄物的｢研究調查｣更多的｢擴大合作參與｣，包括海灘認養、五年五千艘環保艦隊攜回漁船廢棄物及海上漂流物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