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縣市長環保施政期末考  非核家園過半縣市搖擺  地方環保資源不足

哪個縣市的環保做到好？台灣環保聯盟、看守台灣協會等環保團體連續三年對縣市環保施政進行評比。今（17日）公布2017年度成績，台中、桃園、新北、台北、高雄、宜蘭共六個縣市列為A級（優良）。僅花蓮縣、新竹市2縣市因拒絕提供資料而被列F級。

在能源轉型方面，縣市態度出現大轉彎。環保聯盟批，2014年新當選的縣市長當選人不分藍綠一致同意非核家園，現在卻只有9個縣市明確表態支持，其餘態度模糊。在公害防制方面，看守台灣協會指出，地方環保經費嚴重不足，資源回收基金每年收入比不上蓋一條馬路的經費。

年底選舉在即，環保團體表示將提新版環保訴求，比照2014年模式要求候選人納入政見，後續也會持續監督。

連三年持續監督縣市環保施政

環保施政評比的緣起是2014年縣市長選舉期間，台灣環保聯盟等近30個環保團體對候選人提出的20項共同訴求。為確保當選人選後落實政見，環保團體持續於2016年、2017年、2018年進行評比。

評比項目涵蓋57項指標、除了縣市提供資料，也參考用電量等量化數據。環境保護聯盟會長劉志堅發表結果，台中市、桃園市、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宜蘭縣獲得A級，代表優良。B級為台南市、雲林縣、彰化縣、新竹縣、基隆市與台東縣。他感謝各縣市的協助，但花蓮縣、新竹市並未提交資料，連基本的資訊公開都不願交代。

2018年底新任縣市長選舉在即，環保聯盟表示，正加緊腳步研擬新的環保訴求，將比照2014年的模式請候選人表態並納入政見，民間團體也將定期檢視政策落實。

縣市力拚綠能   但非核家園態度鬆動

環保施政評比分為能源轉型、公害防制、環境治理、公民參與四大類。劉志堅說，以分類成績來看，台中市、桃園市、新北市表現最好，四大類均得到A。

在能源議題上，環境保護聯盟前會長劉俊秀指出，2014年當選的縣市首長不分藍綠對非核家園政策認同度都很高，但近期詢問結果，僅有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彰化縣、雲林縣、澎湖縣、宜蘭縣、新竹縣、新北市等9縣市明確表態「同意」，其餘以「非地方政府權責」、「要中央解決」等迴避、甚至拒不回答。他認為這樣的搖擺與近期「以核養綠」的宣傳有關。

節電方面，劉志堅表示，環保團體並非反對工商成長，但用電效率應該提升，讓經濟成長跟用電量脫鉤。在再生能源發展上，今年上半年有很顯著的提升。

經費不足  縣市重開發輕環保

在公害防制的面向，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指出，表現較好的多是六都。地方受限於環保經費與資源不足，很難發揮。

他分析，地方首長、議員為了討好民眾，大都沒有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垃圾處理經費不足，只能仰賴中央統籌分配款。縣市首長可以為了蓋一條道路向中央申請80億元，一個鄉鎮的資源回收廠卻連個遮蓋雨棚都沒有，讓清潔隊員在風吹日曬雨淋下做垃圾分類，這是不公平的。

他指責這是中央與地方不夠重視的結果，從全國空污基金每年收入70億、資源回收基金每年收入也約70億，就知道污染者並沒有付出足夠的費用，而這些經費分到地方後更顯不足。

參考資料

• 22縣市環保施政期中考 宜蘭、北中南高表現較佳 (2015年)
• 2016年環保施政評比 四縣市缺席 新北、台中、桃園、台南列優良 (2016年)

外來入侵種是造成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主要原因之一，其中沙氏變色蜥入台已達18年，陸續攻佔嘉義、花蓮以及新竹原生蜥蜴棲地。嘉義縣政府以收購制度，獎勵民眾移除，10年耗資1049萬，移除160多萬隻沙蜥，但數量遠低於實際入侵數量。最近召開的全國農業會議也將目光聚焦於外來入侵種防治，和台灣處境相似的日本學者也認為，入侵種防範需跨部會整合、全民有共識。

移除外來種：一場持續的抗爭

沙氏變色蜥（Anolis sagrei）原產於古巴、巴哈馬等中美洲島嶼地區，2000年進入台灣，首站嘉義縣水上鄉的三界埔，2008年於花蓮七星潭地區也發現野外族群2014年在新竹也發現沙蜥的蹤跡。

9月初，東華大學兩棲保育研究室團隊帶著來自嘉義、台北，以及日本學者專家，前往七星潭工業區周圍一處次生林裡，現場觀察沙蜥族群。下車沒多久，就有沙蜥跳到車上雨刷上，幾位專家隨手就抓到數隻，顯示當地族群密度高，對人沒有戒心。

研究人員展示在此設置的陷阱，每周收一次，大約捕捉到2隻沙蜥，甚少有原生蜥蜴。2008年七星潭發現沙蜥，2011年啟動監測，因此未能比較入侵前生物相，這幾年監測結果，原生蜥蜴數量確實減少。2011年調查，原生蜥蜴種類還很多，現在只剩下3種。

來自琉球的角田羊平（Yohei Kadota）是日本環境省合作廠商，業務項目是移除日本法定的入侵種。他拿出計算過長度的膠帶，沾黏於樹枝上，不多久就黏到沙蜥。黏膠性質是黏鼠板黏劑原理，在日本常用來對付入侵的綠變色蜥（Anolis carolinensis）。不過這類的陷阱，擔心黏到非標的物種，如石龍子、攀蜥，只是此處已經很少有原生蜥蜴。

10年1049萬 沙蜥擴張擋不住

嘉義長年來以回收獎勵移除沙蜥。真理大學講師莊孟憲多年來與林務局合作移除控制入侵種沙蜥經驗，他統計2008年到2017年十年間，獎勵移除的結果，共移除1,618,588隻、10,494,075元，平均每隻移除成本6.5元。

今年承接計畫的嘉義大學生物資源學系暨研究所助理教授陳宣汶指出，嘉義回收獎勵花了很多經費，幾年評估下來，若要有效移除，一年要移除上百萬隻、約1/3。

莊孟憲依據國際評估外來種發展階段指標，認為嘉義公園處於第四階段「外來種呈現廣泛性分布但仍屬不常見；或族群豐度（或密度）占優勢但仍處侷部性分布」₁，因此圍城在原地是重點，不要有機會溢出。他建議比照日本，將每年獎勵移除的經費，轉為勞力外包。

陳宣汶指出，嘉義沙蜥分布的核心地區，完全移除的機率不高，而以包圍不讓它擴散為主；控制移除策略包括民眾通報，尤其針對新發現地點採取根除。因此若以數量計價來評估移除成效，核心區因數量密集，相對於新興地區密度低卻需掌握即時根除來得容易，卻無法反映現況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沙蜥往外擴張的管道必須徹地清查阻絕。初步推論苗圃土壤因沙蜥產卵、枯枝落葉中無意間夾帶隱藏的沙蜥，都可能隨著園藝需求移動₂。研究團隊進行了苗圃區域族群複查。去（2017）年在中埔鄉45個區域進行調查，20處發現沙蜥，佔比約四成。今年重複相同的實驗，總共調查60處、23處發現，也約佔四成，其中3處密度較高，其他呈現零星、跳島性分布。

研究人員嘗試不同的移除實驗，例如可彈射橡皮筋的槍、徒手捕捉、使用黏鼠板黏膠陷阱。結果顯示橡皮筋槍移除效率雖好，但人力成本高；黏膠陷阱未見明顯下降效果。另外，在樹幹上塗抹黏膠或以插有黏膠的竹竿，抓到的大多為雄性個體，因為牠們會爬上樹幹展示自身。

移除人力借重於志工系統，結合公民科學概念，嘉義公園是移除重點區域，在這裡族群已經不像一開始高，而且越來越難察覺，因為沙蜥對於人類的警覺增加了，只要看到人靠近就會躲開。

借助志工人力　群策群力防沙蜥

陳宣汶建議，外來種移除活動可考慮夜間舉辦。白天沙氏變色蜥活動能力強，沒有足夠工具和一定技術難以捕捉。夜間較容易找到休息中的沙蜥，趁著公園運動人口多，順便介紹夜間生態，讓民眾了解市區公園也能有很豐富的生態環境。除此之外，配合大學部入侵生物學、保育生物學等，高中生物研究社團等，事先對有興趣學生進行較充足的行前訓練。

莊孟憲在臉書上成立「群策群力防沙蜥」社團，期借助網路社群力量，經營夥伴關係，增加幫手。經營至今找出一些點位，但並非每個點都會擴張族群。

此外，他也針對不同社群盤點，例如嘉義縣教師研習，除了授課也會設計調查方法，實際的物種辨識，並因此能設計到課程中，很多老師是受派參加，認為自己學校沒有，但上過課不久都回報發現。

對於義務教育階段學童，不只教怎麼抓，還加入科學觀點。過程牽涉到生命權的議題，生命權是否因外來種的身分而操之在手上，這部分就必須加入環境倫理的價值，說明外來種對於原生物種的影響。中學生則透過網格的設計以及控制密度，進行試驗研究，讓他們統計，了解其差異。這在台灣義務教育顯得珍貴，因為甚少有機會實際操作科學理論。

苗圃業者擔憂背負外來入侵種的汙名，但多數苗圃業者表示，若能提供方便有效的方式，願意配合。

移除外來種並不是讓人愉快的事情，而是基於尊重生命、維繫生態權而行使的權力，專業志的工訓練十分重要，避免誤判、誤殺。

「培養外來種控制，必須要有科學觀和環境倫理，從願意關心環境生態著手，很難一開始就讓民眾願意動手。」莊孟憲認為，移除外來種不該只是政府買單，公民也需付出一些責任。

七星潭經驗：除草劑無助減少沙蜥

沙蜥分布多為人為開發，高度干擾區域；若為植被較完整之次生林或果園，密度和分布機率較低。

花蓮沙氏變色蜥控制現況    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副教授楊懿如這兩年透過監測推估，七星潭沙蜥數量，約一百萬隻。調查棲地利用，最喜歡開闊的地方不要有草，而成蜥幼蜥母蜥棲地利用有顯著差異。

51%公蜥利用樹幹，幼蜥和母蜥利用的程度較低。25%公蜥會利用1公尺以上的地方，幼蜥和母蜥利用地面的比例比公蜥高。可可椰子棕梠樹都有沙蜥入侵，棕梠園之處都有分布，其他地區尚未發現。

研究團隊針對野草管理進行比較，2013年8月在草不高的空地，紀錄數量約30多隻的沙蜥；2014年草長高後，記錄到12隻；研究團隊發現，遮蔽度增高，族群數量越下降，尤其是芒草高於兩公尺之處不見沙蜥蹤跡。此外，使用除草劑之後，4～7月沒有沙蜥，8月藥效過後可以到25隻。噴藥之後，地面更加開闊，更適合沙蜥活動。

沙蜥的存在對鹿野草蜥可能有競爭關係。實驗室內研究，鹿野草蜥遇到沙蜥會閃避。七星潭四個樣點的調查，兩個記錄到沙蜥之處，多位於工業區附近開闊的草地，沙蜥密度高，鹿野草蜥則少見；遮蔽度高之地，就沒有沙蜥立足之處，蜥蜴多樣性相對高，白斑石龍子，裂紋石龍子都可目視。

另一處新增點位是2014年於新竹一處景觀餐廳發現。新竹市政府委託單位田野風情自然工作室負責人張登凱表示，該景觀餐廳幅員不到一公頃，今年4月調查結論與嘉義、花蓮調查的一致，偏向人為干擾區，茂密的叢林區是其區隔。當地原生蜥蜴仍居上風，仍需持續監測調查。

外來入侵種除不盡，跨部會整合守護生物多樣性

台北市立動物園助理研究員陳賜隆表示，七星潭數量密度這麼高，可想而知要完全移除是不可能。外來種移除已知的數量，都是冰山一角，實際數量一定遠超過這些已知的數量。台灣運用志工系統，自發性移除值得肯定；若單純靠政府編預算移除，只要經費一停，三到五年又會恢復原來數量。

雖然一些專家對外來種控制移除表示悲觀，不過甫於8日落幕的第6次全國農業會議，其中一項結論針對外來種議題，「整合外來入侵種之調查、監測及教育宣導，建構中央與地方防治協作平臺，強化分工處理體系，發展多元防治移除機制，增進風險管控。」能不能提升全民防堵外來入侵種的意識，有待觀察。

日本專家戶田光彥建議，成效不是看移除隻數，而是分布面積減少，希望多與台灣情報交流。太田英利強調教育的重要，日本國家以及地方自治等生物多樣性委員，教育部門從未參加。自從神奈川縣開始有教育部門參與，逐漸感受到對於生命倫理的印象是錯的。他建議不管是政府部門或學校，要增加橫向聯繫。另外，對於外來入侵種一旦鎖定對象，就要好好研究才能採取對策，在尚未全盤了解前不宜貿然處理。

※ 註釋：

[1]評估外來入侵種的方式：
Stage 0：潛在入侵物種仍停留在原棲地或輸入地
Stage 1：潛在入侵物種被移入到新環境
Stage 2：潛在入侵物種經過移入、存活、逃逸或釋放（引入）至新環境，成為外來種
Stage 3：外來種在適合新環境下可存活及建立族群（自然繁殖），但仍屬不常見及侷部性分布
Stage 4：外來種呈現廣泛性分布但仍屬不常見或族群豐度（或密度）占優勢但仍處侷部性分布
Stage 5：外來種已呈現廣泛性分布且在數量上占優勢。

[2]避免園藝作物夾帶沙蜥，楊懿如建議，盆栽不要帶土，整株洗乾淨，是最好的杜絕夾帶入侵種的方式。此外，有些地方是該做一些簡單的檢疫、隔離才能移入。例如，有些園區、公園要種植大批花木，這些花木都應經過事前的檢疫，確認安全才能移進來；民眾無論是從園藝行或野外攜回，能把植物全株清洗乾淨，不附著土壤是最安全的。

資深氣候科學家日前在《自然通訊》期刊上撰文警告，全球森林可能面臨出乎意料的嚴重威脅，來源竟是歐盟的《再生能源指令》。

英國衛報報導，前IPCC副主席、現任教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氣候科學教授凡伊巴瑟雷（Jean-Pascal van Ypersele）與幾位學者共同指出，歐盟再生能源指令將「燃燒樹木」所生產的能源當作「碳中和」能源，可能導致歐盟進口木材量和境內伐採量增加，變相鼓勵伐林和破壞全球碳匯。

去年在波昂舉行的氣候峰會上，包含印尼和巴西在內，有27個國家承諾「增加木材使用……產生能源，以因應氣候變化」。然而，若沒有額外的保護措施，「目前的指令將使木材需求大增，導致毀林的結果，」凡伊巴瑟雷提醒。

歐盟的想法是，只要種植新的樹苗就補償樹木燃燒所釋放的碳，達到碳中和。但是樹苗的生長可能需要幾十年甚至幾世紀。研究指出，用木材替代化石燃料，到2050年可能會導致每千兆焦耳能量排放兩到三倍的碳。

生物能源歐洲貿易協會的發言人Nino Aveni則認為，新樹苗可以在幾年到幾十年內完全吸收燃燒樹木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永續標準能夠保證現有森林保護措施涵蓋用於生質能的木材。歐盟成員國已經制定了強有力的森林政策。」

然而，發出警訊的這些知名學者，去年就將這個問題形容為歐盟氣候政策的「關鍵缺陷」。 衛報採訪的一位不具名歐盟官員證實，新分析是對的，甚至氏低估了問題的嚴重性。該指令的確會引發向下競爭，因為缺乏機制「抑制過度砍伐」，很可能沒有任何減排效果，反而會增加碳排放。

該消息來源稱，歐盟內部尚未理解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他認為分原因出在「過度樂觀」，「再來就是這個錯誤實在太基本了，大多數人都不敢相信這有錯。」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9月6日），EU climate law could cause 'catastrophic' deforestation 

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以下簡稱愛知目標）第17項子目標要求各締約方在2015年前，「制定並開始落實有效、具參與性質的更新版國家生物多樣性策略和行動計畫」。有鑑於此，英國政府在2011年陸續發表國家生態系統評估、自然環境白皮書，並公布「生物多樣性2020」（Biodiversity 2020），作為指導未來10年英國生物多樣性保育的重要文件，讓英國的生物多樣性逐步從負成長轉變成正成長。

英國政府除制定政策和策略外，更尋求所有利害關係人及社會大眾的廣泛參與，並提供各種基金，支持願意在地景尺度採取整合性作為的夥伴，來幫助中央及地方保育生物多樣性。而政府部門彼此之間也協力合作、支持地方，並參與這些夥伴關係以及其他整合性的地景尺度倡議。

評估國家生態系統現況 自然資本納國家統計

2011年6月英國發表「國家生態系統評估」（UK National Ecosystem Assessment，NEA）以及20年來的第一份自然環境白皮書。

NEA敘述了自然界對人類福祉及經濟繁榮所提供的重要服務，並顯示出在政策制定的過程中，自然的重要性一直被低估，而人類從自然界中獲得的眾多服務也都在下降，像是超過40%的重要棲息地及30%的重要物種都正衰退中。

自然環境白皮書則是英國政府對愛知目標的回應，概述了英國政府對自然環境的願景，將重點從零碎的保育行動轉向更具整體性的地景尺度（landscape-scale）取徑，也闡述了人類如何在決策中更妥適地評價自然環境。白皮書包括92項承諾，其中三分之二已在進行中，為長期發展建立了重要的基礎。其中重要的承諾包括：

• 「國家統計局」（Office of National Statistics，ONS）展開領先全球的工作，除了國民生產毛額等衡量方式外，也將自然資本納入統計。
• 補充「綠皮書」（Green Book）中財政部的新指導方針──這是為了幫助政府部門將大自然的價值納入政策評估中。
• 「國家規劃政策架構」及相關指導，特別提到生態系統服務的作用，包括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的保護措施。
• 建立48個新的「在地自然夥伴關係」，以整合方式提供當地管理自然環境的方法。
• 全國競圖後，在2012年將750萬英鎊資金授予12個新的「自然改善地區」（Nature Improvement Areas, NIAs），並從其他來源獲得大量額外的投資。
• 成立「自然資本委員會」（Natural Capital Committee，簡稱NCC）與「生態系統市場專責小組」（Ecosystem Markets Task Force）。

英國的願景是「到2050年，陸域及海域將擁有豐富的野生動植物資源，生物多樣性將得到重視、保育、恢復、永續管理、更具調適力、能適應變化，及提供基本服務」。

成立自然資本委員會 助英國制定25年環境計畫

為落實愛知目標17，英國政府透過不同組織來達成，其中新設立的一個重要組織便是「自然資本委員會」，這是獨立的諮詢委員會，建議英國政府將自然資本的價值納入經濟思維的核心，包括將森林、河流、土地、礦物及海洋等可永續利用的自然資本價值評估納入相關建言之中，並幫助英國政府制定25年的環境計畫。

NCC也出版「如何做：自然資本手冊」（How to do it: a natural capital workbook），希望對願意使用自然資本方法的相關決策者提供協助，並為決策者提供支持，包括規劃者、社區及土地所有權人等都對地區決策具有特殊意義。

價值是自然資本概念的核心，但對於執行什麼評估方式以及如何在實際決策環境中應用評估依據等有許多不同的解釋。其中，「自然資本評價」（Natural Capital Valuation）列出可供自然資本價值參照的決策類型，以及提供估價方法選擇的一些指導原則。

擬定保育策略 生物多樣性2020 

「生物多樣性2020」是英國政府以自然環境白皮書為基礎，全面說明未來10年陸域（包括河流及湖泊）及海域生物多樣性政策的策略方向，以遏止總體生物多樣性的損失、支援健康運作良好的生態系統、建立協調一致的生態網絡、為野生物及人民造福，以及為大自然提供更多更好的場所。

英國政府依據愛知目標的五個策略目標，訂出符合該國脈絡的四個領域，並以此為框架，列出一系列預期達到的高標準成果，說明「生物多樣性2020」的實踐意涵。四個領域包含：具整合性的大尺度陸海域保育取徑、將人置於生物多樣性政策的核心、減輕環境壓力、增進知識。

事實上，這些策略不能單靠政府部門來推動，在英國，保育生物多樣性長期以來一直依賴各種夥伴關係，包括法律專業、志工、學界、企業以及社會大眾。以下就四個領域簡要說明：

（一）具整合性的大尺度陸海域保育取徑

2010年，一項有關英國野生物區位及生態網絡的獨立審查[註1]指出，英國的野生物保護區（包括合法的保護區及其他地區）並沒有連貫且具韌性的生態網絡，以因應氣候變遷及其他壓力的挑戰。而在陸域及海域，若能以更有效且具整合性的地景尺度取徑建立生態網絡，避免零碎的保育行動，將有效保育生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服務，給人們帶來許多好處，同時也能有效利用珍貴的土地與資源。

英國政府計畫採取的行動包括：增加具「特殊科學重要性」場域（Sites of Special Scientific Interest, SSSIs）的面積、建立管理良好及生態上相連貫的海洋保護區網絡（到2016年底前將包含25%以上的英國水域）等。

（二）將人置於生物多樣性政策的核心

必須讓更多人參與到生物多樣性相關議題，好讓他們重視生物多樣性，並知道如何貢獻其中。由於NGO為第一線工作者，能直接吸引大眾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育，並對其產生熱情；英國政府計畫與這些組織合作，讓更多人參與其中並接受培力。採取的行動如與主要利害關係人合作，探討自然保育部門如何更有效地讓民眾參與，以及政府如何提供支援等。

生物多樣性為人們提供許多惠益，但在決策過程中往往沒有考慮到這一點，這是因為生物多樣性的惠益被排除在市場經濟之外，這也意味著它們是未被訂價的，因此在財務決策中容易被忽視。為確保在公私部門決策中考慮到生物多樣性的價值，必須發展創新的籌資機制，以便為達到生物多樣性成果提供更多資金。

（三）減輕環境壓力

英國政府要求在對生物多樣性產生最大直接影響的部門內，決策者必須考慮到生物多樣性，並須減少對生物多樣性的直接壓力。由於陸地和海洋資源使用方式不同，這些做法因不同部門而有所差異。

英國政府指認出必須共同合作的關鍵部門，包括：農業、林業、發展、水資源、海洋和漁業等部門，以及應採取的部門行動，包括：透過補貼方案改善因農業土地管理措施帶來的環境衝擊、擴大林地面積、流域規劃、解決空氣污染和入侵種的問題等。

（四）增進知識

充足的證據基礎是有效提供策略的基本要素，它將有助於確保在正確的地方做對的事，並有效利用資源，把重點放在效益最大的行動上。英國政府有關生物多樣性現況及趨勢的基礎資料，大部分是透過志工收集的（這正是生物多樣性夥伴關係對實施此策略具重要性之例）；此外，英國也是第一個經由創新的「國家生態系統評估」，對大自然提供的惠益進行全面評估的國家。

作為實施此策略的重要環節之一，需透過資料共享及明確的證據交流來改善獲得知識的機會，並將權力賦予人們去行動、共同承擔。英國政府採取的行動包括：在三年中投資約500萬英鎊，直接支援協助志工調查記錄的全國及地方性組織；投資120萬英鎊支援資料共享，在志工部門建立生物多樣性記錄新基金，並與志工團體合作，制定創新的生物多樣性記錄方法。

創新政策、政府與民合作 畫出英國獨特的保育圖像

英國經驗明確指出，政府部門必須先有創新政策、部門計畫及實施策略，然後在中央不同部會之間、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地方不同局處之間有妥善的整合機制及具體的推動期程，並納入企業界及社會大眾的全程參與及支持，才能達到生物多樣性保育的目標。

反思台灣，要建構具繽紛生命力的美麗寶島，也必須透過這三個主要利害關係人的夥伴關係，提出全民認同且社會有感的台灣生物多樣性願景，然後提出不同階段的實施策略（例如，台灣生物多樣性2030、台灣生物多樣性2050），分期分區透過全民參與共同推動生物多樣性計畫，才能落實愛知生物多樣性目標，並使台灣生物多樣性從負成長轉變成正成長。

[註1] Making Space for Nature: a review of England’s wildlife sites and ecological network (2010)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台中花博11月3日即將展開，荷蘭在台辦事處18日宣布，不只要以聞名世界的鬱金香參展，更有荷蘭4大龍頭企業與台糖聯手，打造全台第一座、也是全世界首棟拆除的循環建築「荷蘭館」，以示範建材循環使用概念。

荷蘭駐台代表紀維德（Guy Wittich）、台中市副市長林依瑩、四大荷商及台糖董事長黃育徵等人，一同揭開荷蘭館模型。紀維德表示，荷蘭的材料供應商、建築師、銀行、研究機構，一起參與了荷蘭館建造。

荷蘭館將有節能的氣動梭電梯、無焊接鋼材組合、木榫取代釘子的建造工法、飛利浦租借照明模式等，周遭亦有魚菜共生池、可食地景、遮陽爬藤網等植栽，向台灣人分享荷蘭的循環經濟發展新趨勢。

紀維德指出，荷蘭館「幾乎」100%使用可回收再利用的材質，唯一無法回收的是水泥──這本來不在計畫之中，但因為夏季中南部曾發生強降雨，為了安全考量，才增加了水泥使用。

荷蘭館會在活動結束拆除，預料是全球第一棟拆除的循環建築，屆時團隊將和台灣營建研究院合作，建立資料庫，記錄所有建材的資訊，方便未來和其他單位共享、繼續使用。

台糖老木材循環再生 荷蘭館後下一站月眉

荷蘭館室內地板、門、家具的木料，均來自台糖1949年興建的高雄駁二大勇砂糖倉庫──原建物的屋頂桁架，拆解後一直保存至今，69年再重見天日。

荷蘭館拆除後，後續將再與台糖合作，黃育徵表示，這些木材將重新設計，做為台中月眉糖廠「台灣循環設計園區」其中一棟建物。

「蓋了又拆」的過程將導入建材流向管理，營建研究院將協助建構「建材護照」，記錄並公開所有建材資訊，讓荷蘭館成為一個「建材銀行」，所使用的建材未來都還能再利用。院長呂良正指出將整理荷蘭館等案例，11月提出《落實循環營建白皮書》初稿，供台灣未來推動思考。

呂良正建議，在台灣設計循環建築，要確保地震與颱風等狀況下的安全，同時解決自然資源不足、廢棄物處理的問題。再者，政府補助整修危險和老建築，也應納入循環設計的考量，才會拓展相關市場需求。第三，法規與制度應該納入購買、租用舊建材的案例，應該建立指標量化循環，來計算循環經濟每年所帶來的效益。

台大土木系教授詹穎雯指出，要推動循環建築，目前有許多法規還要更新，包括目前都只有「新建」的思考模式，對於拆解、重組、局部使用就沒有規範；而建材要重複利用，就必須要有履歷與紀錄，這都是往後必須與營建署一起檢視的修法方向。

2022荷辦世界園藝博覽會 目標零廢棄、能源自主

參與荷蘭館計畫的四大荷商分別為塗料公司阿克蘇諾貝爾（AkzoNobel）、材料公司DSM、昕諾飛（Signify）企業、與ING安智銀行。

台灣阿克蘇諾貝爾塗料公司總經理何琪婷表示，荷蘭館的屋頂採用「倍剋漏」塗料，可防水隔熱，能讓屋頂降溫10度、室內降溫5度，減少空調用電。DSM則提供全世界第一塊可以回收的地毯「Niaga」在台首次亮相，DSM Taiwan總經理邵仲益解釋，傳統的地毯由多種材料混織、黏合，不易回收，尤其在歐美國家，其實佔了廢棄物中很大的佔比，全球有超過95%的地毯最後遭掩埋、焚燒，因此他們研發了材料單一化，且黏合劑可分離的地毯，地毯可重新回收、重新製造。

昕諾飛為飛利浦照明的母公司，這次將免費租借照明系統給荷蘭館，展現「以租代買」、「賣光不賣燈」的「燈光服務」循環商業模式。台灣昕諾飛總經理余泳濤提及，這兩年已與台中市府合作，在台中精密園區協助安裝智慧道路照明系統。

「任何一個新的經濟模式，如果沒有銀行金融業支持、資金挹注，永遠無法發揚光大。」ING台北分行執行副總楊世靖說，今年ING也與另兩家荷蘭銀行，向聯合國推出全球第一份循環經濟融資準則，希望帶動全球金融業重視與支持循環經濟。

此外，2022年世界園藝博覽會將在荷蘭阿梅爾市舉辦，該市已喊出零廢棄、能源自主的博覽會目標，正積極準備中。

鬼頭刀（Coryphaena hippurus）為台灣沿近海漁業資源中重要的經濟性魚種之一，近年來台灣沿近海漁業之鬼頭刀產量約佔總產量之7-10%左右，且呈現逐年增加的趨勢，其中台灣東部海域之鬼頭刀產量即約佔全台灣鬼頭刀產量之70%左右，因此鬼頭刀更是台灣東部海域極為重要之主要目標魚種（圖1）。

隨著保育意識抬頭，許多歐美國家的漁產品連鎖量販或零售商，已承諾將只販售取得生態標籤的漁產品，目前國際上較為人知的生態標籤包括Friends of the Sea及MSC（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等。然而生態標籤的認證標準相當嚴格，使得許多有意參加認證者，因為條件限制或成本高等因素，未能達標。於是漁業改進計畫（Fishery Improvement Project，FIP）應運而生，讓有意願邁向永續的漁業從業者，能夠循序漸進地達到永續漁業目標。

永續漁業夥伴（Sustainable Fisheries Partnership，SFP）於2013年綜合各項資訊指出，目前太平洋鬼頭刀漁業屬於管理不善之漁業，而台灣之中西太平洋延繩釣漁業亦被列入需要執行FIP的國家之一。由於資源狀態與管理資訊的缺乏，SFP敦促太平洋鬼頭刀漁業之業者進行FIP之規劃與執行。

台灣海域捕獲之鬼頭刀，以美國為主要外銷市場，佔出口量90%以上。近年來，國際保育組織為達到在漁產品穩定供應與保護海洋資源間取得平衡之目標，向美國販賣漁產品的大型連鎖量販與零售商進行遊說，使得採購商同意採購未取得生態標籤但已取得FIP證明之漁產品。為達相同目標，台東縣新港區漁會及產業界之利益相關者自2014年開始建立台灣的鬼頭刀FIP，並在漁業署等政府單位的輔導下持續發展，至今宜蘭縣蘇澳區漁會及屏東縣東港區漁會也已加入台灣鬼頭刀FIP之行列。

FIP內容為具明確可測量指標及相關預算之漁業工作計畫，參與者需據以逐年改進。工作計畫的制定與內容必須有科學研究作為依據，因此須由科學家執行台灣鬼頭刀族群之資源研究分析，作為工作計畫之佐證。

配合鬼頭刀FIP的執行，國立台灣海洋大學與水產試驗所東部海洋生物研究中心之研究團隊，在漁業署及水產試驗所的經費補助下，規劃長期的研究計畫，以供作為建立台灣海域鬼頭刀資源評估的基礎與發展，並藉由此長期研究計畫的執行成果，希望提供未來進行台灣鬼頭刀漁業資源管理的科學參考依據。

1. 基礎漁獲及體型指標

台灣東部海域的鬼頭刀產量，於2008年產量大幅減少後，變動趨勢已趨平緩，近年來產量雖然減少但產值卻呈增加趨勢，顯示鬼頭刀資源對台灣漁業的重要性。雖然鬼頭刀歷年的平均體型並無顯著變動，但近年來出現了較多小體型的漁獲。其中，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漁獲體型呈現明顯的月別變動趨勢，且於6、7月間及11、12月間開始出現兩個小型魚的峰群（圖2），推測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資源可能於每年的這兩個時期具有兩個加入群，尚待進一步的分析。此外，在4到6月的第一個盛漁期，漁獲體長皆明顯高於其他月份，而10到12月的第二個盛漁期，漁獲平均體長則較小（圖3）。

2. 太平洋海域鬼頭刀的族群結構

研究團隊除了在台灣各主要鬼頭刀漁獲卸魚漁港採集樣本，也透過國際學術合作取得日本、夏威夷及厄瓜多爾等海域的樣本，並利用分子遺傳學方法分析太平洋海域鬼頭刀的族群結構（圖4）。

目前分析結果指出，各採樣區域樣本序列之間呈現不同變異程度，但確切的族群結構仍需持續於不同年間與地理分布區域擴大樣本數，以提供更為有效的研究依據。美洲熱帶鮪魚委員會（Inter-American Tropical Tuna Commission，IATTC）正積極進行東太平洋鬼頭刀的資源評估與管理分析，中西太平洋與東太平洋鬼頭刀資源是否屬於同一系群，對於後續太平洋海域鬼頭刀的資源分析與漁業管理，將提供非常重要的科學依據。

3. 成長及生殖生物學

根據體長頻度分析結果，大致上可以將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資源區分出4個年齡群，而分析結果指出於2008及2009年前後，成長趨勢存在差異性，而同時期的雌雄別成長趨勢也出現差異，主要差異在於雄魚的最大體型估計值明顯高於雌魚。在生殖生物學方面，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終年產卵，其中3到8月間為生殖高峰期（圖5），當雌、雄魚體長分別達52.3公分及55.9公分以上時，會有50%以上的機率達到性成熟。

4. 標識放流試驗

水產試驗所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以及日本長崎大學與北海道大學進行學術研究合作，開始針對鬼頭刀進行國際合作型標識放流計畫（圖6）。

在台灣所標識的鬼頭刀，夏季主要向北移動，冬季時則向南移動。在鹿兒島灣標識的鬼頭刀，則沿著岸邊向南巡遊，但僅限於在海灣內活動。經標識的鬼頭刀，都具有明顯的晝夜垂直下潛行為，尤其是在黃昏期間。整體來說，鬼頭刀主要棲息於海表面以及垂直移動主要限制於混合層。

出乎意料的是，這項研究發現，鬼頭刀在夜間有更多的時間棲息於較深水域，而不是白天，這與許多大洋頂級掠食性物種及鯊魚的晝夜垂直移動模式相反。

5. 後續之資源評估與管理建議

研究團隊根據宜蘭、蘇澳與台東新港魚市場的作業與漁獲資料，進行資源豐度指標分析，除了可作為探究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資源豐度變動趨勢的相對指標外，後續將會整合各項漁獲量與漁獲體型資料、生物參數以及相對資源豐度指標等，進行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的完整資源評估，以進一步分析生物量與漁業利用程度等各項指標的變動趨勢，並評估漁業利用水準對資源的影響。

未來無論是在進行台灣東部海域鬼頭刀的資源動態監測或是漁業管理策略的擬定時，這些科學研究成果都會是提供政府單位與產業界相當重要的參考依據（圖7）。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 本文原刊載於2018年8月《漁業推廣月刊》No. 383

今年7月24日民眾於宜蘭縣大同鄉拾獲的東亞家蝠，經畜衛所檢驗診斷為「台灣特有蝙蝠麗沙病毒」。防檢局新聞稿表示，麗沙病毒有人畜共通之風險，雖未有人類感染案例，仍應加強防疫，請民眾不要接觸野生動物，避免感染機會。

農委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已通報疾病管制署、林務局、蝙蝠保育團體及動物防疫機關共同宣導防範，並加強發現地點蝙蝠採樣及疫情調查。

在蝙蝠身上檢出麗莎病毒非首例。農委會家畜衛生試驗所自2016年於台南及2017年於雲林地區的東亞家蝠（Pipistrellus abramus），檢出台灣蝙蝠麗沙病毒。今年6月也於新北市拾獲的絨山蝠（Nyctalus plancyi velutinus）檢出新型麗沙病毒。此次宜蘭縣檢出蝙蝠麗沙病毒是第4例。

防檢局表示，麗沙病毒共有16種基因型，狂犬病病毒（Lyssavirus Rabies virus）是第1基因型麗沙病毒。

依據畜衛所檢驗報告顯示，這次檢出之麗沙病毒與之前在台南及雲林東亞家蝠檢體發現的蝙蝠麗沙病毒相似，與原來的16種都不同。防檢局副局長施華泰指出，經核蛋白基因序列及核蛋白胺基酸比對結果，即使最相近的基因型也只有81%的相似度，顯示三例病毒應屬「台灣特有蝙蝠麗沙病毒」。

施華泰表示，這三例病毒基因型已提交國際命名學會，申請為台灣特有種麗沙病毒。至於新北市從絨山蝠體內驗出的病毒則又是另一支新型病毒。

從表中可見，除了狂犬病毒對人類的傷害是確定的之外，其他15種麗沙病毒有6種可感染人，但屬於罕見，也不必然是因蝙蝠造成。防檢局表示，人類感染致死率、人類症狀以及動物症狀所描述的都是狂犬病毒以及6項可能感染人類的麗沙病毒。

防檢局解釋，蝙蝠可作為麗沙病毒的自然宿主，提醒大眾無論於何處見到衰弱或死亡蝙蝠，切勿自行接觸，並請通報當地動物防疫機關或蝙蝠保育團體協助安排救傷或採樣送檢。

德國弗萊堡（Freiburg）聖心教堂前的藍色Wiwili鐵橋是自行車天下，急躁的、悠閒地、玩耍的、單獨的或三兩成群，晴天或雨天，都可以看見自行車輕巧騎過的身影。這裡原本電車與汽車是通行的空間，弗萊堡卻要汽車把路「讓」給自行車。

弗萊堡是通往黑森林的主要門戶也是大學城，1970年代成功擋下核電廠興建計畫後，就以綠色與永續作為城市標記。35年內成功的讓自行車占比成長了一倍，超過1/3的弗萊堡人將自行車當成主要交通工具，近8成的人愛用綠色運輸（含步行），即便是汽車也偏好共享汽車，私人汽車？只剩16%的人還在使用。

比汽車更快  市府打造便利的自行車環境

弗來堡人熱愛腳踏車，除了休閒、健康、便宜，還有很多理由。弗萊堡市環保局局長馮燦（ Klaus von Zahn）說，從市政府開車到老城區需要30分，而騎腳踏車只要10分鐘，即使下雨騎腳踏車還是比較快。

弗萊堡一般道路的兩旁都有自行車專用道，不僅如此，市府正在打造四條穿越市中心的「自行車高速道路」，仿照高速公路沒有紅綠燈，未來，騎腳踏車到郊區將更加暢行無阻。

一般德國城市車子限速是50公里，但弗萊堡90%的街道限速30公里。進入市中心要避開單行道、自行車專用道、行人專用區，還要找停車位，在這裡開車根本占不了上風。

根據2016年弗萊堡居民日常交通工具調查資料，自行車最受歡迎，占了34%。綠色運輸（步行、自行車、電車等）合計79%。汽車的使用占了21%，其中5%是共享汽車，僅有16%人把汽車當成主要交通工具。

自行車族居多  市府政策獲多數支持

讓民眾愛上自行車，馮燦分析，好天氣與城市規模都是原因，但不是絕對因素。下雨會影響騎自行車的心情，城市規模也會影響騎乘距離，但明斯特（Münster）多雨，哥本哈根城市規模大，這些地方一樣盛行自行車。

德國有歷史悠久且讓國人引以為傲的汽車業，德國人非常依賴汽車，但弗萊堡不一樣。馮燦說，汽車占德國居民日常交通方式的50%，在弗萊堡僅有21%。

愈來愈多的馬路讓給自行車跟行人，汽車族難道不抗議？馮燦回應，「改變太快，就不會得到多數人的支持，你要一步一步來。」這些政策都須獲得議會的支持，汽車使用者當然會抗議，但更多市民大聲說 「YES」。

人們普遍認為，再生能源的普及，能減少化石燃料碳排放和避免災難性的氣候變遷。然而，若以全球為供應對象而大規模部署這些設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科學家認為，當風機和太陽能數量多到一個程度，可能會改變陸地的陽光反射率和氣流的運動──風電場混合來自高空的溫暖空氣與地面較低溫度的空氣，太陽能板則會減少反射回大氣的陽光。這些影響可能改變當地氣候，如果再生能源的用意是防止氣候改變，那就有必要瞭解這些現象的含義。

英國獨立報日前報導，一篇發表於《科學》期刊的新研究指出，在撒哈拉沙漠中大規模安裝的風機或太陽能板，可能使部分乾旱地景綠化。科學家預測，這些結構會引發當地氣候變化，為沙漠帶來降雨，改善這世界上最不宜人居的環境。

伊利諾大學學者李洋（Yan Li，音譯）博士表示，此研究目的，是探討在撒哈拉沙漠安裝大到可以滿足全人類能源需求的風電和太陽能電場，會對區域氣候造成什麼影響。

李洋和他的團隊是用電腦模擬，來預測撒哈拉沙漠和鄰近薩赫勒地區大規模再生能源開發計畫的影響。

原則上，這個區域最適合這樣的開發計畫落腳，因為人口稀少，能夠滿足歐洲、非洲和中東不斷增長的能源需求。研究人員發現，當安裝規模大到某個程度，風力和太陽能設備會觸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導致降雨增加，並促進沙漠中植被的生長。

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撒哈拉沙漠已經逐漸蔓延到旁邊的肥沃土地。科學家們表示，大規模安裝再生能源設備的淨效應出乎意料地正面。

研究計畫主持人、馬里蘭大學系統科學家蒙特薩雷（Safa Motesharrei）博士說，根據模型預測，「降水量的增加將導致當地的雨育農業大幅改善，植被增加也會帶動牲畜成長。」「撒哈拉、薩赫勒和中東地區是全世界最乾燥的地區，同時總人口和貧困狀況也在高速增長。我們的研究對於解決當地能源、水和糧食錯綜復雜的永續性挑戰具有重要意義。」

北非和中東部分地區已經展開大規模再生能源建設，像沙烏地阿拉伯就宣布投資2000億美元於太陽能發電。

研究人員認為，如果有效部署，再生能源不僅可以滿足當地的電力供應，還可以用來抵禦全球暖化導致的沙漠擴張。李洋認為，再生能源日益普及的未來，將可拯救人類免於氣候變遷的影響。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9月6日），Wind and solar power plants in Sahara could turn desert green 

「你好，我叫張赫赫，也可以叫我蚊滋滋！」

因為本身手長腳長，再加上性格開朗，常一不小心就打開話匣子。來自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張赫赫（下稱蚊滋滋），調侃自己就像蚊子一樣，常在別人耳旁發出嗡嗡嗡嗡的聲音。

在北京讀大學，之後也到過挪威讀碩士。但在城市生活多年後，蚊滋滋卻和男友長角羚一起，毅然決然搬到了北京平谷區華北平原向山區過渡的淺山地帶生活，這兒不但是北京生態多樣性最豐富的地方之一，且近十年來，農戶在此開墾種植經濟果樹，山林與農田交匯銜接，構成了很典型的里山環境。

「蓋婭・沃思花園」，是他們給自己這30畝的家取的名字，而它，同時也是「自然之友・蓋婭自然學校」的永續生活教育基地。

是石虎偷吃了雞，還是我們沒盡到農夫的本分？

蚊滋滋和長角羚都熱愛自然，平日裡，兩人樂於農作，對食用香草的栽培尤其著迷。有空時，也會在生態豐富的花園做自然觀察，寫文章分享到網路上。蓋婭・沃思花園說是有30畝地，但實際上他們把一半的地留給了荒野自然，因此有幸，很多野生動物也在此生活。

「到我們香草園來偷吃桑果的野兔、山上的環頸雉小刺蝟，還有有毒的腹蛇。在北京啊，能看到蛇已經是很不錯了，還有這種咬到就會有生命威脅的毒蛇！然後另外就是大家看到這裡有狗獾、有果子狸、有豹貓也就是石虎⋯⋯」

而說到石虎，在兩年前蚊滋滋和長角羚養的雞與石虎有段不解之緣，而也是這段緣份，讓他們更認識到與野生動物雖有衝突，但也有和平共處的可能。

「我們山上的石虎，進入了我們的雞舍，吃掉我們100多隻雞，而且，它一次就會殺死20多隻。完全不去吃它，只是扔在那兒展示牠的能力！」蚊滋滋略帶無奈的笑著說。

蚊滋滋和長角羚剛開始以為，來雞舍的石虎應該是被人野放的，而不是自然的個體，所以兩人一起弄來了無害的捕獸籠，把抓到的石虎放到40公里外的保護區，但石虎卻還是抓一隻來一隻，怎麼也抓不完。

而之後經貓盟（觀察野生動物的公益組織）的提醒，他們才知道，這裡應該是石虎的自然棲地，石虎是這的原住民，當然就怎麼趕也趕不走了。

「是我們農夫的本分沒做好，我們其實偷懶了，在那個雞舍的進出口留了一個我們自認為很聰明的小洞。雞可以自由的出入，白天出去覓食晚上回來休息，沒想到豹貓（石虎）也會尾隨啊，然後進來以後就大餐唄，因為那不是7-ELEVEN嗎？」說到這蚊滋滋自己也笑了出來。

後來，蚊滋滋和長角羚維護了雞舍，每天早晚檢查，自然與石虎的關係就變好了。並不需要傷害或趕走石虎，也能解決衝突，這是石虎給蚊滋滋帶來的啟發。

蓋婭・沃思花園——對大自然有深愛，才會自發去保護自然

蓋婭・沃思花園，除了是蚊滋滋與長角羚共同生活的家園，同時也是蓋婭自然學校的教育基地。學校的活動也十分豐富，手作步道、蓋婭綠色生活營、工作假期，應有盡有。

而在蓋婭自然學校的部落格裡，有這樣一段文字——蓋婭自然學校以20年的「環境教育」為基底；以「完全教育」為「教育」本質的探究；以「培力行動」為教育目標主旨的「自然教育」，逐漸擁有了自己的特點。

完全教育，指的是除了常見的知識累積型教育，它更注重的是情感培養、素質提升、身心均衡等方面。而「完全教育」也注重「教育」不僅僅發生在學校，更是「家庭教育」、「社會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融合。

為什麼要注重完全教育？打個比方，第一次來到蓋婭自然學校的孩子，表現的大多是不適應。

「（老師）做了很精緻的便當給大家吃，席地而坐嘛，然後蒼蠅會很自然的飛過來停落在他們（小朋友）的手臂上，小朋友就瞬間哭了，淚崩！」

在城市生活多年，我們對自然的記憶只停留在書籍上，才會在真的接觸大自然時被嚇到，因為我們不是真的知道自然是什麼，唯有我們真的走進大自然，才能懂得自然。

而蓋婭自然學校認為，「體驗式」的教育方法是最好的「完全教育」承載之一。

「哪怕只是一個簡單的生態旱廁的清理的動作，也會比我滔滔不絕講20分鐘來得有效的多。因為他可以親自看到那個糞尿分開的堆肥桶裡，很活躍的微生物就這麼真實的長出來，可以在我們視為汙物的糞便當中，長出蘑菇長出真菌。他就知道，大自然循環的真理是什麼，我們人，可以在一個什麼位置上，去更謙卑的參與到自然的循環中去。」

蚊滋滋認為，人在人類社會和大自然中，有著不同的位置。為了讓大家更親近自然，作為蓋婭自然學校校長，蚊滋滋呼籲大家在蓋婭自然學校裡叫彼此取的自然名，比如張赫赫叫蚊滋滋，還有人叫長角羚、風暴、石頭等等。

「回到里山的環境的生活，在這樣的觀察過程當中，我越來越認清我自己，我在這塊土地上是一個物種，首先我是一個蚊滋滋，和他們（大自然）什麼關係，我週遭都有誰，我應該怎麼守好我的分寸？在我的人類社會當中，我有我的祖輩先民教育教化我應該對人有禮貌，我應該知道和人交往的規矩。但是在大自然中沒有，我可能就只能用我有限的生命去體會，我應該怎麼回到我那個位置當中，和它們共處。我要能夠吃飽肚子，同時又能夠讓它們（其他物種）世代繁衍生息。」

蚊滋滋認為，唯有對大自然有著真正的熱愛，才能轉換成持續的環保行動。

「當這塊土地和你產生深深的連結的時候，如果有朝一日，當它由於發展的緣故或其他原因，受到了影響，你可能會獲得一個切膚之痛的感受，而你就不想做一個沉默的個體，想去為它呼告吶喊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行動，我們很看重這樣一些內心的糾結。」

可能是恰恰沒有希望，才會堅持去追求一個希望。

梁從誡是自然之友的創始人，在世時，對蚊滋滋說過一句話：「其實環保是一場永遠也打不贏的仗。」

蚊滋滋說：「比如在2008年，不是有一個席捲全球的金融危機嗎？然後有一些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就出來說，如果現代人類社會的一些制度不被翻轉的話，不會出現一個徹底的改變，其實很多問題是無解的，因為我們在這樣一個秩序之下我們人的選擇只能走這樣一個路線。」

「可能恰恰因為是覺得沒有希望了，才會願意堅持去追求一個希望。因為很多人問我說你為什麼一直在自然之友，你為什麼一直在做環境教育的工作，因為做教育本身就是要一直追求那個希望。坦率的說作為一個老師，他今天給這孩子一堂課一學期的課或者4、5年的課，他並不知道這個孩子10年以後20年以後會怎麼樣，他是一種未知的影響，但是我作為老師我不可能因為未知是不可遇見的就放棄我工作的價值，就是這個是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部份。」

蚊滋滋說，或許大家就是太理性了，只做可看見結果的事，比如樹砍了可以賺錢，但保護這棵樹卻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大家就不去做。但或許人類現在就是缺乏這種精神，看不見希望就不做了嗎？自然教育或許短期看不見效果，但只要做下去，希望的種子就會在人心裡發芽。

張赫赫小檔案

※ 「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過去為保存棲地及生物多樣性的完整，多由國家以公權力劃設保護區，阻絕人為干擾，但是近年來，國際也開始關注到保護區外、淺山地區的保育問題。2010年，在日本舉行的第十屆《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COP 10）上，便通過了「里山倡議」（Satoyama Initiative），欲藉由傳統的生活智慧和環境哲學，推展「社會—生態的生產地景與海景」(SEPLS)，尋求與自然和諧共存的方式，挽救快速流失的自然棲地與生物多樣性。以台灣來說，淺山地區的保育難題在於，土地多屬私有土地，國人已在其上生活多時，不適合透過過去劃設保護區的方式來保育，而應積極尋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方式，來保留淺山生物多樣性。

因此為補足中央山脈保育廊道的未盡之處，並參考國際上里山倡議的作法，林務局從2018年開始，啟動「國土生態綠網建置計畫」，希望能夠進一步擴展保育軸線，將過去較侷限於中央山脈的生態保育廊道，與周遭的淺山地區相互連結為一個更具整體性的綠網。在既有的保護區之外，關注區外的保育，並且透過里山倡議以社區為主的保育策略，建構綠帶，以達林務局長林華慶所說：「讓保育從軸線變成分枝，有如血脈連結到海岸，成為緊密的網絡」。

台灣亦於2010年開始，引入里山倡議的做法，由林務局與民間夥伴合力推動包含綠色保育標章、水梯田復育、原鄉綠色經濟等工作，營造人與自然共生的生產環境。

視野轉到鄰近的中國，在當地，NGO及環境工作者進入到社區，陪著社區成長，即便不是以里山倡議為名義，但是發展出同樣里山精神的人與自然和諧共處模式。

本報「中國綠色臉譜」專題，在今年8月，邀請四位在中國長期耕耘社區、聚落的環境工作者來台，走訪台灣的里山風景，實際與台灣的社區、NGO接觸，交流兩岸的里山故事，本報也將行程見聞以系列報導形式分享。

在8月20日的下午，綠色人物陸續抵達台灣，他們分別是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理事長鄧儀、自然之友蓋婭自然學校校長張赫赫、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理事長趙中和美境自然創始人張穎溢。抵台第一站，就來到台灣環境資訊協會（以下簡稱環資），認識由環資所經營的自然谷環境信託。

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自然谷環境信託的經營與挑戰

「對不特定大眾、全民共享的信託，除了人之外，在地動植物也是環境信託的受益對象。」綠色人物一行人一踏入環資的辦公室，自然谷專案經理周昭蕊便如此介紹「環境信託」的概念。

2011年，位於新竹縣芎林鄉的自然谷以公益信託的方式託付給荒野保護協會，，是台灣第一個且唯一的環境公益信託。3年的信託屆期滿後，於2014年與環資簽下永久信託條款。

剛開始，自然谷是一個荒廢的果園，四周芒草蟲叢生，外來種小花蔓澤蘭蔓延的非常嚴重。透過委託人的努力，移除芒草並種植樹木，逐漸開始恢復森林樣貌。幾年的努力以後，土地開始長出樹苗，現今自然谷的森林已是樹林茂密的次生林，物種也變得豐富。

根據自然谷的生態資源基本調查，全台3百多種蜘蛛，自然谷就有超過130種，而蜘蛛算是高階狩獵型動物，可間接代表自然谷擁有豐富的物種多樣性。

在環境信託實際操作過程中，團隊也發現了很多不適應的地方。在稅賦上，將自然環境信託給民間團體，無法像公益信託給銀行一樣有優惠、不用繳交所得稅；而因應機構的特性，環資只能承接林地的環境信託，沒辦法用一樣的方式來保護一個農業用地。

對於周昭蕊分享這期間遭遇的種種挑戰，深入了解美國和英國環境信託發展的張穎溢回應道：「因為你們是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嘛！（註）」為了鼓勵環境信託長遠的發展，彌補台灣環境保護的不足，環資在諮詢專家學者之後，也提出了《信託法》修法連署。

環資雖然擁有1.8甲自然谷土地，如果周遭環境對物種不友善，保護力道仍然不夠。因此為了要擴大保護區的面積，環資自2015年開始跟鄰近社區合作，在鹿寮坑認養果園，實踐與推動友善環境農耕，銜接與自然谷相鄰的場域。包含嘗試土壤改良、溝通農藥的使用，嘗試結合社區力量共同保護原生棲地。

一顆保護土地的心 在不同制度下的守護 

「中國因為人跟土地的關係，我們這種想要去保護的，也都只能付費承租。」在自然之友推動環境教育的張赫赫，2015年在北京近郊承租了一塊與自然谷差不多大的場域，經營蓋婭・自然花園，也與自然谷相同，透過環境教育讓民眾接觸自然、認識里山的概念。

付承租費經營場域，最多也只有30年的承包權，張赫赫再補充：「因為土地是集體所有，對於土地的使用是投資行為，（一般人民）不會想要保護。」張穎溢也分享了她的觀察，土地所有者都在工廠工作，把土地租給其他省份的人，土地就變成商品來利用，「集體所有的土地有他的脆弱性」，而像是「風水林」因為有其神聖意義，中國的村落或部族，會共同保護這塊林子。

在不同的制度之下，關懷土地的人，不管是號召大眾集資購買土地做信託，或是自己跳坑下去經營，又或是結合在地信仰與習俗，以一顆保護土地的心，用環境教育、信託、社區經營等，牽起人與土地的關係，讓人與自然可以和諧共存。

用腳和屁股接地氣 一期種稻二期種田間生物

結束與環資自然谷的交流後，綠色人物接連幾天實地走訪台灣許多社區和部落，用親身實地的體驗，感受台灣的里山。

一早，綠色人物從台北市一路前往位在東北角的貢寮水梯田，不到兩個小時的車程，沿途風景已經從高樓大廈遍佈的都市叢林，轉變成綠意充滿的鄉間田野地。

貢寮水梯田其實是由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人禾）長期經營、陪伴在地農友的場域，目的即是要復育水梯田重要的生物多樣性。

當我們抵達人禾在貢寮的小屋，工作人員郭俊麟就請我們換上水梯田專屬的工作鞋，原因即是為避免透過我們自己的鞋子，把外來種帶到水梯田裡，影響原生生態系。

一行人穿著工作鞋，沿著坡道走上水梯田，沿途隨處可見黃腹細蟌細瘦的身影，穿梭在草叢間。黃腹細蟌過去曾遍及大台北地區多處，後因現代化耕種、廢耕或旱化等，造成棲地劣化，在台灣目前已是稀有物種。貢寮水梯田因為沿用傳統的農耕方式，不使用農藥，讓黃腹細蟌的纖纖細影再次現蹤，並成為牠們在台灣唯一穩定的族群棲地。

張赫赫說，在中國北方大多是旱田，少看到水梯田，感到頗為新鮮。綠色人物們也新奇地蹲在稻田邊，聽著郭俊麟細數田內特別的水生植物。各種沉水、挺水植物、細細小小地立在水田中，例如可以做成餅乾、割稻時特別香的白花紫蘇草、本草綱目中傳說可以顧眼睛的小穀精草，以及紅皮書物種澤藻和挖耳草等等，多樣的水生植物生態共同孕育出各種昆蟲可以生存的環境。

突然，郭俊麟踩入水田裡，身體旋轉著在田裡踏著割稻後留下的稻頭，他說這是「踩稻頭」，這樣紅皮書上的植物才有足夠多的空間生長。也因為這裡的植物都太珍稀，他開玩笑著說「這一踩都好幾萬！」

這群從事環境教育、時常接觸生態的高手，也走下水田，進行田間水生物觀察。郭俊麟發給大家的觀察盒，眨眼之間就撈滿了好幾個，大家捧在手心中仔細觀察，發現許多小型的水生動物，例如一群宛如在盒中舉辦嘉年華的仰泳椿、蜻蜓和豆娘的若蟲水蠆、能夠幫忙清除有機質，讓水田不臭的黃紋麗龍蝨和鱔魚等。大家將這些觀察盒放在地上，郭俊麟一一拍照記錄，他說每一次的田間觀察體驗，都是記錄生態的好機會。

這些豐富的水生動植物，其實都不是人禾刻意引入，而是當環境對了，物種自然就回來了。郭俊麟笑著說，他們在貢寮水梯田，是「一期種稻，二期種水生物」，張赫赫也回應，她在北京承租的田，過去是以慣行種植，後來他們轉作友善後，物種數量便開始回升。

人禾在2016年帶入環境教育體驗活動，並在2017年成立爬旅行，希望用有趣的方式帶大家玩，用身體感受自然，「用腳和屁股接地氣」。

最實際的問題：經濟誘因到底有多高？

怎麼會進入貢寮水梯田呢？最剛開始，人禾是受林務局委託，執行重要水梯田復育計畫，並由國家提供生態勞務給付來實行保育濕地及其中物種的工作。而人禾希望能把資源帶到在地，委託當地農人、青年割友會一起來種「和禾米」，其後並成立「狸和禾小穀倉」，負責後製並銷售和禾米及其他田間副產物，對農友、對青年也對消費者，提供農人契作保證，也依照不同農法為產品做「環境價值」分級，分成使用微量化肥的田蠳米、有機肥的穀精米和不使用肥料的阿蒙米等三種。

長期陪伴當地人討論社區發展的鄧儀，關心的是實際的問題：「林務局、農糧署、收購米價，這三筆錢加起來比其他沒有補貼的、（實行）慣行農法的（農民賺的），要多嗎？」一般農會收的米價落在20-30元，而狸和禾則以60-70元收購，即便因為友善農法而導致產量少，但整體而言，加上兩個政府部門補貼的「顧田的勞務給付工資」，還比慣行要多。

「里山環境是台灣的主流嗎？」張赫赫好奇詢問，人禾的鄭雅筠回應，對於生態保護，政府的目光從保護區轉移到私有地，開始推動里山倡議，而政府大概在10年前開始關注水梯田，並在這兩年間有大幅度的擴散。

貢寮是一個示範點，同樣的模式，政府複製運用在其他地方，郭俊麟補充「但需要學習的是精神，不是特定的環境」，長期走跳中國各地的綠色人物也連聲附和，在各個村落、鄉村，大家共同實踐的是里山精神。

棲地營造 達到社區與鳥類保育的雙贏

從貢寮往南行，沿著海線來到蘭陽溪口附近，每年有許多冬候鳥在此處停歇，常見鳥種如高蹺鴴、金斑鴴、黑面琵鷺和小辮鴴等，而鄰近蘭陽溪口的水稻田，如新南村的大片連續水稻田，就成為了鳥類的重要棲地。然而近年來，隨著雪山隧道的開通，宜蘭逐漸成為都市人的後花園，越來越多的農舍拔地而起，10年來總共興建超過7000棟的農舍，鳥類的棲地也因此被硬生生地破壞了。

新南田董米的創辦人林哲安是個熱愛賞鳥的年輕人，他在2013年於新南田區的一次觀察中，意外發現了消失已久、難得一見的「董雞」（當地老一輩的農民稱之為「田董」），他在興奮之餘，也興起了要透過水田營造，改善鳥類棲地的想法，新南田董米這個品牌應運而生。

林哲安邀請在地農民由慣行農法轉型為無農藥、無化肥的耕種方式，讓人、土地和鳥類都受益，並將利潤直接回饋農民與社區。從2014年草創時期與2位農民契作2.3甲土地，到現在已經有8位農民加入，共6甲土地，而透過調查也發現了166種鳥類，其中有八種列在IUCN的紅皮書上。

在參訪這天，陪伴林哲安在新南經營的人禾工作人員薛博聞、農友阿農伯和羅東林管處副處長都來到現場與大家交流。

新南田區是羅東林管處在國土綠網架構下的首波合作對象，不同於保護區的管理模式，而是採取與在地農民手拉手一起保育的方式，創造多贏局面。人禾的薛博聞說道，羅東林管處透過提供新南田董米生態系服務給付的方式，來讓這裡的生物多樣性得到保存，「這其實可以達到雙贏，林管處能夠在田董米的基礎上，付一半的錢就能做到保育水鳥的目標，多花一點錢就能一起把事情做好。」

林哲安說，與農民溝通水田不用農藥還不算難，反倒是要說服農民一起營造田埂生態，不使用除草劑、不使用化肥等相當困難。他也為了要跟農民有「共通語言」，決定自己也開始種一甲田地，用水田棲地營造的方式，做給農民看。現在進入第二年，農民開始信任他的說法，明年開始契作的農田田埂將開始以綠籬、不用除草劑的方式來經營，讓鳥類除了水域，也有田埂能夠利用。

張穎溢從田董米的經營，想到位在中國東北吉林的「大雁米」，這是當地環保組織為了保護大雁和東北虎所推行的計畫，米糧的收益將支持當地敬信濕地保護的工作。不過因為價格較一般稻米來得高，常常都是同溫層互相購買支持（像是張赫赫就說他們舉辦活動都是使用大雁米），老百姓大多關注口感，比較不會為了產品背後的價值，以較高的價格購買。而這也是台灣在推動保育產品遇到的困難之一。

聽到林哲安一個人不只要賣米、找通路、與農友溝通，還要親自種田，一個人當五個人用，綠色人物們不禁感嘆，不管在什麼地方，生物多樣性的價值明明是公共性的，但卻都只有少數人在努力，總是憑藉著滿腔熱情，為理想燃燒。

一日行程來到尾聲，熾烈的陽光不減，張穎溢拿著望遠鏡四方尋找鳥的蹤跡，林哲安與阿農伯一邊閒聊，一邊討論著農田經營的大小事，突兀的農舍在不遠處打亂生態與農業的平淡日常，如何喚起更多人對生態的在乎，讓社會大眾能夠理解生產與生態不可分割的關聯，似乎是各地環境工作者心中共同的課題與責任感。（本文為系列報導第一篇，待續）

註：中國流行用語，代表勇於挑戰、最有勇氣的人。來自魯迅文章：「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是很令人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它呢？」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 本報中國綠色臉譜專題「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立院週五（21日）開議在即，立委賴瑞隆與環團拿出瀕危白海豚遭漁網纏繞、傷痕累累的照片，爭取《海洋基本法》成為這個會期的重大法案並完成三讀，以推動更積極的海洋保護。

賴瑞隆所提《海基法》草案已在立院等了一年，海委會版本也已送入行政院候審，雖然海委會、民進黨立院黨團都表態將《海基法》列為本會期優先法案，但最後仍得看行政院決定。《海基法》若進入立院，將由內政委員會負責審查，賴瑞隆表示，該會召委管碧玲也表示願意支持。

環團媽祖魚保育聯盟理事長陳秉亨、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文魯彬、環境資訊協會秘書長陳瑞賓出示一對在雲林沿海發現的母子白海豚照片，母豚身上有舊有傷口，子豚則遭漁網纏繞深陷入身體。

環團指出這樣讓人心疼的畫面並非個案，族群數量已經剩下不到70隻，已屬於瀕危的白海豚，近年持續發生死亡事件，除了漁網誤捕，大量離岸風機也陸續展開施工，也將對白海豚造成干擾，政府應該拿出積極的保育措施，保護海洋生物並讓鄰近漁村轉型為永續漁業，因此《海基法》應該盡快完成。

文魯彬指出，白海豚目前面臨了五大死亡威脅，包括棲地消失、空污與水污染、出海口淡水減少、噪音與不當的漁業行為。文魯彬認為，其實這五大威脅，對漁民同樣不利。民間團體期望《海基法》可以成為一個平台，政府藉此跨部會展開海洋保護作為。

海委會綜規處長沈建中表示，海委會4月成立後，就把海基法列為最重要的工作，已經完成草案並送行政院，也列為海委會這個會前的重大法案。不過，是否為政院的重大法案、何時送進立法院，就要等行政院決定了。

海洋保育署長黃向文回應，目前海保署打算從海洋污染、海洋廢棄物著手改善，海污問題將加強水質監測釐清污染從何而來，找除源頭。而海廢問題，海保署初步分析資料，發現目前的海廢中90％都不能回收再利用，且又以漁具、保麗龍為最大宗，未來將把漁業署拉進來，防止塑膠等垃圾從漁船進入海洋。這些塑膠進入海洋後，分成大小碎片甚至塑膠微粒，不但可能直接傷害海洋生物的生命、污染環境，更可能從食物鏈回到人體。

至於環團指出白海豚身遭漁網纏繞的狀況，黃向文回應，目前的救援主要是對擱淺鯨豚，較無在海上直接救援的案例，不過未來可能成立救援小組，以緊急應變海洋動物狀況，也可收集資料與持續調查。

針對西海岸的漁船、離岸風機工程，海保署計畫以建立海上目擊回報系統來因應，例如當有漁船發現白海豚等生物出現，就可以通知其他船隻保持距離，避免造成騷擾。

離岸風機的施工規範目前是以環評結論來要求，環保署如何進行督察也曾遭到質疑；黃向文表示，未來將跨部會一起確保這些風機設置符合環評要求。

黃向文表示，這些想要做的事情都需要經費，海委會2019年預算已編好，需要設法爭取；賴瑞隆則承諾，明年起將協助爭取100億的經費作為「海洋基金」，供海委會保護海洋。

為期三天（19~21日）的「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開跑，日本官方所屬新能源產業技術綜合開發機構（NEDO）受邀來台，台日均表達高度合作意願。NEDO表示，台灣離岸風電規畫與產業鏈發展較快，日本在浮動式風機投入較多，台日均有颱風與地震，雙方將有許多合作機會。工研院也認為台灣下一階段將往浮動式發展，可望進一步交流。

從國內風場建置出發，政府積極發展本土供應鏈，以走向亞太市場為目標。不過，全球最大離岸風電商、剛取得1820 MW併網容量的沃旭能源很務實的指出，確保現階段計畫順利進行，才會有下一步，「現在正是台灣離岸風電關鍵期」。

日本浮動式風力發電為主  台灣看上中長期合作

台灣國際智慧能源週首場論壇「離岸風電產業高峰會– 躍升亞太離岸風電先驅及前景剖析」，邀請工研院、日本經濟產業省下所屬的研究與發展機構NEDO、世界第二大的離岸風場營運商英諾吉（innogy SE）共談亞太離岸風電發展前景。

NEDO新能源技術部專案經理伊藤正治指出，日本海域較深，因此固定式風機預估容量只有200GW，而浮動式風機可以裝在50公尺到100公尺深的海域，預估容量高達1000GW，成為日本努力的方向。

他表示，日立造船已經與法商IDEOL合作，以打造適合日本環境的浮動式離岸風電技術。NEDO也正在北九州進行示範計畫，下周就可以併網。但整體來看，台灣的離岸風電有許多國際開發商加入，比日本活躍很多。

伊藤正治強調，台日一樣有颱風、地震，台日將有很多合作的機會，NEDO也在規劃合作案。

工研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王人謙表示，台灣現階段的離岸風場都在深度比較淺的近海，但最好的風場其實在新竹苗栗外海，深度超過 50公尺。固定式風機發展有極限，中長期還是要看向浮動式技術。

innogy事業開發經理張友鴻解釋，在水深淺的海域，固定式風機比較符合成本效益；但在離岸距離遠且50公尺以上的深海區，打造水下基礎可能會比浮動式風機更貴。innogy對浮動式風機也有興趣，近期就會有重大技術發表。

產業鏈前景跨向亞太  開發商：現階段建置是關鍵

政府規劃2025年離岸風電容量為5.5GW，經濟部能源局今年上半年將容量分配完畢。部分容量規定廠商要提出在地化規劃，藉離岸風電發展帶動國內產業鏈與工作機會。

NEDO新能源技術部專案執行日置史紀指出日本面臨的問題，除了日立外，日本幾乎沒有離岸風電產業鏈，台灣的進度比日本快。

張友鴻說，雖然其他國家發展離岸風電時也會想扶植當地產業，但部分零件適合由當地提供，部分零件則需要達相當的經濟規模才能降低成本，所以在國際市場上取得領先優勢是可能的。 

沃旭能源亞太區總經理暨台灣董事長柏森文（Matthias Bausenwein）說，台灣是沃旭往亞太地區發展的踏板，雖然無法揭露沃旭的下一個目標是那一個國家，但就他所知，日本政府想快速的把價格往下壓，勢必需區域或國際的供應鏈。台灣現階段才剛發展，價格還很貴，但價格將隨量能而下降。

確認取下1,820 MW併網容量的沃旭現正加緊離岸風電計畫。由於再生能源躉購價每年調降，供應鏈報價還很高，加上許多申請程序進行中，不少獲得併網容量的廠商都感受到時間壓力。

柏森文說，供應鏈的立場希望政府盡早提出2025年以後的規畫，這樣才有足夠的未來市場，決定投資量能。但對我們（開發商）來說，最重要的是確保計畫順利進行。現階段沒有完成，就沒有下一階段，「現在正是台灣離岸風電關鍵期」。

5月31日，德國北部漢堡成為德國第一個實施柴油車禁令的城市。Stresemann街與Max-Brauer-Allee部份路段禁止不符歐洲6期廢氣排放標準的柴油車進入。不少城市也在考慮或準備程序中，賓士與保時捷的大本營斯圖加特則確定2019年開始柴油禁令。

與台灣不同，德國近1/3的小客車都採柴油引擎。過去，柴油車打著省油與二氧化碳排放較少的名號成為「環保」的選項。2015 年因福斯集團柴油車廢氣排放造假醜聞大受打擊，之後又被列為城市空污的重要來源。一連串負面消息下，「乾淨的」柴油車能重返市場，找回一片天嗎？

銷售數字直直落  問題不在禁令在信心

早在漢堡的柴油車禁令上路前，這項禁令就被受質疑。柴油車與汽油車外觀難以分辨，車牌也毫無分別，加上只禁兩條街，這樣的禁令宣示意義似乎大過實質成效。

德國交通轉型智庫Agora Verkehrswende執行長霍厚德（Christian Hochfeld）明白指出，駕駛只要繞行其它道路即可，漢堡的柴油車禁令「無助」改善城市空氣品質，卻向有意購車的車主釋出一個訊息─未來可能有更全面性的柴油車管制。

一位政府官員講得更直接，問題不在禁令。過去柴油車「環保」的形象已經翻轉了。只要這些爭議持續占據新聞版面，人們就會失去對柴油車的信賴。這點從不斷下降的柴油車銷售數字就可以證實。

根據德國聯邦交通管理局（KBA）資料，2015年德國新購柴油車註冊的占比將近一半（48%），但2017年僅剩四成（38.8%），2018年上半年更持續降至32.1%。

禁令上路不易  柴油車仍奮力一搏  

不過，這不是谷底，BMW的銷售中心外面依舊貼著柴油車海報。綠色和平交通與氣候變遷倡議員史戴分（Benjamin Stephan）解釋，德國有一種保值回售的專案，車廠會買回二手車。看在柴油車還能開上幾年，而且柴油又比較便宜的份上，不少公司用車還是會買柴油車。

也有人相信柴油車禁不會蔓延。柴油禁令的起源是因為德國城市空氣汙染超過歐盟標準，民眾與環保團體告上法院，地方政府因此不得不禁。史戴分指出，禁令需一定的法令程序，它是改善空污的最後手段。現實上，沒有地方政府想得罪廣大的柴油車車主，所以他們將更積極地採取「其它手段」處理空污。

變「乾淨」就能繼續上路？ 競爭力恐不敵電動車

另一個重點是柴油禁令不是禁「所有」柴油車，而是禁汙染多的舊車款。因此，只要柴油車變得「乾淨」就可以繼續在市場生存。

「問題在這麼做有經濟效益嗎？」霍厚德指出問題所在。他表示，「乾淨」的柴油車技術確實存在而且可行，但成本會變貴。在此同時，電動車價格正節節下降，預計2020-2025年間就會跟燃油車相當。屆時，柴油車只能吸引有長途開車需求的人，這是電動車比較難克服的一點。

霍厚德認為，柴油車已經在加護病房了，即便車廠全力搶救，也難回到過去的榮光。

「整個中國這麼大、這個多的環境問題，為什麼我會選擇瑪曲呢？實際上是有很多個人的感情在連結的。這片見證我們愛情與青春的地方，如果我們不保護下來，要去哪裡回憶呢？」以甘肅瑪曲草原守護為工作核心的「綠駝鈴環境發展中心」創辦人趙中，因為大學時參與登山社、到甘肅登山而與此處結下不解之緣，乃至成立當地第一個環保團體、堅持十餘年至今。

黃河上游的瑪曲草原，素有「天下第一彎」之稱，過去擁有亞洲第一天然草場之稱。近年因為過度放牧、礦業發展和工程建設，面臨沙漠化、地表水減少等危機。草原濕地，慢慢退化成荒漠沙丘。趙中本來按照主流社會期待，在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助理，卻發現自己「特別坐不住」。本來是利用業餘時間經營綠駝鈴、帶領當地高中生、大學生定期參加登山、賞鳥、植樹、回收電池等環保活動，但他卻慢慢發現只利日假日，到野外無法滿足自己，逐漸演變成常常請假、後來索性在2007年離職全心經營綠駝鈴。

趙中的父母面對兒子辭去穩定工作儘管失落，但依然願意支持。趙中的母親在剛退休時，到蘭州花費一年的時間支援綠駝鈴的行政工作，協助組織建立檔案系統：「如果要發動志願者，就從自己的親人開始！如果連親人都動員不了，更不用說要動員陌生人了！」趙中也讓過去在都市中生活的母親，趁機接觸當地的自然環境。而趙中的太太，也從參加綠駝鈴活動的學員、志願者，成為他的情人。

面對草原過度放牧引起的荒漠化問題，2010年起，綠駝鈴開始與瑪曲當地進行牧民合作、選擇一個八戶人家的部落，組織生態旅遊活動，培養當地的導覽員，與遊客分享當地文化與生態。期待透過發展生態旅遊，形成另一個收入來源，經過與美國大學合作計算出的商業模式，綠駝鈴與社區簽訂「卡爾西社區保護協定」，每增加6,000元生態旅遊收入，減少一頭氂牛的放牧，期待慢慢讓牛羊的數目，回到合理的狀態。

綠駝鈴也舉辦活動，讓城裡的孩子，到瑪曲進行生活體驗、觀察自然。某一次，在數天的活動結束、返回城裡的車上，一個四五歲的孩子看見外頭正在修路、挖山，隨口說：「挖山不好、破壞大自然。」那一刻趙中知道，他又在一顆幼小心靈播下一顆保護環境的種子。

綠駝鈴目前有三位專職，雖然曾經也發展到十幾位的規模，但經過一路走來的起落和摸索，趙中慢慢選擇出一種比較小而美、專注而清晰的路線，他認為規模不是重點，重要的是可以持續做下去。「尤其中國在快速的發展，選擇機會也很多，一路上也不是沒有其他誘惑。尤其環境保護工作很長遠而難以看見成果的，但是每次當我想動搖的時候總是有些小的感動，讓我覺得應該繼續下去。」

像是綠駝鈴近年合作的部落，位於縣裡一條公路旁邊，目前正在修路。修路的公司打算跟社區用七萬人民幣（相當於台幣31萬）買社區裡的一座山頭，到山裡取石。而一旦地賣給了公司，自然資源就任由私人資本取用。七萬元對當地而言是很大的獲利，但居民討論過後卻決定不賣。「我問他們這是一筆很大的收入，你們為什麼不賣？居民跟我說：『因為我們知道生態的價值、草原的價值，遠大於這七萬元。』」趙中欣慰地發現，在綠駝鈴的努力和陪伴之下，居民已經慢慢承擔起守護的角色。

此次來台，趙中參訪了台灣農村的里山案例，印象最深刻的，是社區居民、農民對友善耕作理念和土地情感「平淡的堅守」。這種對土地的情感是讓人能夠堅持下去的核心力量。他認為，有時太過強調如何用創新的方法或概念解決環境問題、讓一個項目看起來很漂亮，若忽略人的因素，沒有核心的人在地方上經營，這個項目儘管短時間來說有些看上去很漂亮的成果，但是很難持續或者帶來真正根本的改變。「任何的社區都不是靠外來者的力量，而是靠當地人的努力和堅持才能帶來改變。」

談到自己堅持下去的理由，趙中認為有些環境工作者比較問題導向，發現某處嚴重的汙染問題而帶著強烈的使命感，「但是我跟別人不一樣，會覺得這個事情做起來特別好玩。」綠駝鈴也關注汙染議題，「但若只做污染問題，會覺得很壓抑，每天看到的都是陰暗、不好的一面」，趙中認為可以在相對自然的環境裡工作，儘管這裡還是正在面臨一些破壞，但做起來還是相對快樂一些，而且可以從自然中汲取力量。除了綠駝鈴，他也開始擔任其他偏遠地區，例如青海、黑龍江等地環保組織的顧問，分享瑪曲的志工經營、募款經驗等。

結婚生子後的趙中，廣西、甘肅兩頭飛，甚至和老婆一起帶著孩子到野外調查、在山裡的小木屋輪班照顧孩子，辛苦又帶點浪漫。有些人覺得環境工作者結婚後就得「放棄理想、面對現實」，但趙中認為只要是自己真心想做的事，一定能找到現實和理想的平衡。他也設法把兩歲多的小孩帶到野外、刻意讓小孩從小接觸自然，希望明年可以把孩子帶到藏區高原，讓自己的小孩跟藏娃一樣、曬得雙頰紅撲撲，「發現自己所從事的工作並不只是為了環境，也是為了自己內心的平和，還有下一代接觸自然的機會。」

※ 「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德國西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NRW）當局以安全為由，下令立即拆除漢巴赫森林中的「非法」樹屋。15日早上警方強行進入前，給佔領者30分鐘的時間離開樹屋。警方封鎖現場後，記者也被阻止進入樹屋所在區域。

清場行動在上周末展開，許多抗議者爬到樹上以阻止警方砍樹，然而不幸的是在19日下午的行動中，一名記者從樹上摔下，不治死亡。

據德國之聲（DW）引述DPA通訊社報導，現場除了警方還有數輛清除用車，包括一輛裝甲推土機和水砲。當局隨後撤走了第一批參加靜坐的抗議者。抗議者沒有抵抗，被警察拖離。根據德國公共廣播公司WDR記者拍攝的影片，一名佔領者被警察粗暴地摔在地上。

該州建設當局表示，反煤行動人士佔用的建築物有起火的危險，不符合建築法規。他們沒有緊急樓梯、缺乏消防隊和救護車的通道。

這裡坐落著30~60個樹屋，已成為當地抵制煤炭開採的象徵。過去六年生活在其中的社運人士致力阻擋森林被夷為平地，開闢成露天礦場──此處預計要開採褐煤，是污染最嚴重的化石燃料之一。

當局預計將森林完全清除需要數天時間。最後一次向亞琛和科隆法院提交的法律請願書是否來得及阻止撤離行動，仍有待觀察。

反對煤礦 最後一線

森林所有者RWE能源公司打算清理約100公頃的土地，以擴建附近的漢巴赫礦場，歐洲最大的露天煤礦，但受到佔領森林的行動人士的阻撓。

RWE已獲准從10月初開始清場。該公司認為，為了確保煤炭的生產，「短期內絕對有必要這麼做」。

本月稍早，數百名德國警察陪同負責清理森林的RWE工作人員，將數十名抗議者驅逐出森林。RWE工作人員也開始清除森林木材和其他阻止開發警察和工人的障礙物。

「非法」佔領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長Armin Laschet將這些樹屋描述為「非法佔領物」，並說警察已經被其中佔領者襲擊了好幾天。

Laschet則對媒體表示，RWE有權清理森林。「州政府在此必須確保法律的落實。」他在WDR的談話節目中說。

社運人士揚言動員全國民眾。綠色和平組織呼籲德國總理梅克爾「減少和停止伐林活動」，並指責州政府幫RWE能源公司作嫁。幾個抗議者組織承諾13日開始「動員全國民眾」，以防止樹屋被拆除。行動人士Jan Pütz表示，透過抗議行動，「我們將掌握自己的未來。」

不過，據抗議團體Heimbi Bleibt在19日下午發出的哀悼聲明指出，一位記者從20公尺高的樹上摔下，最後不治死亡，呼籲各界為不幸罹難者哀悼。

參考資料

• 德國之聲（2018年9月13日），German state begins clearing out Hambach Forest treehouses
• Earth First! Journa（2018年9月19日），Journalist Dies During German Police Sweep of Hambach Forest

濃粗的兩道眉、眼睛瞇瞇的看起來總像溢著笑意，氣質平和猶如循循善誘的智者，可一講起話來卻相當生猛有力，滿滿實務談之際更常貫穿對發展主義的深沉思辯，引人覺省。鄧儀，現任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理事長，回看30多年以來、這一段投入自然保護志業的漫長歷程，他如此賦予定義：社會實踐者的自我啟蒙。

單拚：保護就是鬥爭初體驗

1964年生於貴州，1987年自貴州大學環境管理專業畢業後，即正式投入本地公職，來到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工作，一做就是十多年。

草海，位於雲貴高原中部頂端的烏蒙山麓腹地，地處貴州省西北邊緣威寧彝族回族苗族自治縣縣城西南隅，保護區面積120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46.5平方公里。它是一個完整、典型的高原濕地生態系統，為中國特有高原鶴類黑頸鶴等228種鳥類的重要越冬地及遷徙中轉站，乃中國三大高原湖泊（草海、滇池、青海湖）之一，被「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畫」列為一級重要濕地，而擁有「高原明珠」、「鳥類王國」等美譽。

1985年草海設立省級自然保護區，1992年升格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這時期鄧儀擔任的是為國家、為法律、為工作性質的保護，經歷了最初階段的震撼教育。草海枯榮更迭，歷經1958、1972年兩次人為排放，水域面積日益縮小，僅剩2平方公里。他表示，那時候從事搶救性保護，要恢復到25平方公里濕地，但過去政府已把土地承包給村民，蓄水將淹沒耕地導致生計問題，還包括人鳥衝突、禁漁等等反彈，政策跟農戶兩者開始產生對立。

「其中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村民不知道政策或賠償相關的訊息，一個是農戶的判斷跟政府不一樣，對他們來說，土地是賴以生存的資源，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爆發激烈衝突。」在這場「野蠻的保護」中，年輕氣盛、堅信保護就是鬥爭的鄧儀，站在第一線掄起棍棒拳頭用肉體與居民對峙開幹，更曾打到流血重傷、三次進了醫院（村民送監獄），「當時覺得很正常，沒有衝突保護啥呢。彼時保護區彼此交流，討論內容多是怎麼打農民的經驗，想來是鬥爭意識被奴化的一代。」他坦言。

後來，他發現在單方面、狹隘的集體環境利益下，作為執法工具的自己，處境尷尬且充滿憤怒，必須有所轉變。不過「走過80年代仍蠻有意思，過程中充當了什麼角色？值得反思。」

雙贏：飢餓狀態下的參與式保護與社區發展

在公職後期至2003年，1993年草海保護區開始引進參與式環保模式，陸續推行一系列兼顧環保與扶貧、物種保護和改善當地人生活的國際合作項目，促使鄧儀發展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名聞遐邇的「草海模式」。「自然問題其實都是人的問題，你表達你的關注，但老百姓不該是你的對立，人的改變才能帶動環境的改變。」他認為，環保不是餓肚子，必須把村民拉進來同樣作為自然保護的受益者，乃至於思考保護區40%生活在貧困線下的居民利益及如何幫助當地人解決實際困難的問題。

草海項目由多個組織、不同時期的小項目拼接而成，首先貴州省環境保護局、草海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管理處同國際鶴類基金會（International Crane Foundation）、國際漸進扶貧組織（Trickle Up Program）等INGO合作，展開村寨發展項目，其中漸進項目、社區基金為社區專案之重要內容。從漸進專案開始，提供每個小組100美元贈款，金額雖不大無法讓人民直接脫貧，但能培訓村民做小專案、小生意，來提高他們的規劃或經營能力。外來項目人員離開之後，迄今仍有十餘個基金在自我管理、運轉，可見結合援助計畫、保護區、社區三種角色，以社區村民為主體的培力具一定的成效。

然而，鄧儀以簸箕灣為例，當初拿了國際項目少許預算，畫了一個社區自治美好的餅，蓋好觀鳥台，建成一個完全封閉式的水禽繁殖區，寄望生態觀光提高收入，待2007年鄧儀回訪，卻看到無比凋敝的景色，建物門不見了，觀景台也早無使用跡象。所謂草海模式開啟的民主嘗試，「看似走得很前瞻，村民從保護中得到幫助，可都是國際組織、專家、保護局、媒體、保護機構在說話，村民沒說！」鄧儀指出，在這階段實踐者是項目的主體，他人的設計左右著人地關係，比野蠻介入好些，承認村民生存的權利，從緊張關係演進成互助夥伴，進行自然保護與生計依賴互動的良性探索。

1997～2003年間，他行走四方實踐草海模式，並搭配自然之友中國鄉村環境教育教師培訓項目引入歐美環境教育流派來推廣，去到內蒙、陝西、雲南、四川、廣西、河北等地，中間亦完成貴州師範大學生態學及教學碩士（1998～2001）。田野裡，鄧儀則感受到不同於西方環境教育的生態倫理，在藏區，婆婆說肩上的鳥是女兒；在雲南，若村民迫於不得已偷砍樹，會在樹頭上放一顆石頭以表懺悔；在廣西，百年榕樹被掛上祈願布條等等，人與自然長期共生所產生的諸多文化現象，用生物多樣性來解釋世界，每個人發自內心敬畏自然，倫理更是建構人與自然關係之內涵，而非用利益、目標去估量保育價值。

閱歷愈多、愈廣，鄧儀愈明白「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須平等尊重差異文化」，真是先進的汰換落後的？怎能不質疑到底是誰的保護？無論如何，項目不應是引導者，只是參與者或陪伴，以當地人為主體，自然保護才有活水永續。再者，跟INGO合作下來的經驗，他提醒，參與式前提須是民主社會，故不完全適用於中國，此外，他也不禁批評，西方沒資格教我們環保，直指工業文明帶來的現代化兩刃劍才是破壞自然的第一元凶，但他們對錯誤很快反省改進的態度則值得借鏡學習。

三生：回歸內生式社會實踐

2004～2009年，鄧儀擔任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副秘書長，SEE成立於2004年，是中國首家以社會責任為己任，以企業家為主體來從事生態保護的團體，其知名作為之一便是減緩或防治阿拉善盟的荒漠化。立意良好可惜卻又重複外來項目終究荒廢難繼的缺點，「北京奧運前，為了防治沙塵暴，歐盟給1,000多萬，因種樹需要水，買了最先進的設備，美國的風車、太陽能板，以色列的管線等，最後滴灌系統供水不足或對方架設完僅交差了事、干預自然，科學足以改變社會嗎？」他感嘆。2009年7月，新任北京三生環境與發展研究院專案總監，並為北京大學中國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衝過環保先鋒、走過精英主義，不同階段、各種形式的保護工作，最重大的轉折在2010年抵達：內生式社會實踐。「內生式旨於促成內心改變，設計讓這改變發生，建立多元的人地關係。我們常依過度現代化形成的錯誤本能做出反應，比如丟掉前人生態智慧、崇尚科學思想構建新社會如此自大，環境依然越來越糟，應該更向傳統學習、道法自然，其實人對環境的要求，往往超越制度、種族等框架，過好日子是共同人性。有了這個想法，就去做，用一生去做都未必成功。」他表示。

2009年，鄧儀受大自然保護協會TNC之託來到雲南老君山區做調研，邊跟村民打交道談生態保護，村民狐疑這個人講封山育林的圖謀？還是不就送錢來嘛？老君山，是世界自然遺產三江併流的核心區之一，為滇西北最重要的生態熱點區域，有以滇金絲猴為代表的珍稀野生動植物，同時亦是金沙江、爛滄江上游地區的重要水系地域，其原始林的破壞、消失將嚴重影響該地區的生態安全，而當地居民為了謀生仍大量濫砍亂伐，是為公地山林危機。

白族河源村，是他第一個拜訪的村落，過去常因搶奪木材資源衝突升級大小械鬥事件不斷，485戶人家世居此地，享有108平方公里廣大土地，他們的意願左右保育的關鍵。如何保護生態又發展社區？隔年率團隊進駐，鄧儀拿出的是「村寨銀行」、「產業合作社」這兩個點子。初始銀行並不推展順利，因為它有幾個原則，第一是公民參與，願意就來、不願意也罷；第二，資金匹配原則，村民要出錢，外部才有相對資金；第三為1/3借貸原則，只有1/3比例可獲借貸；第四，村民須自我管理；第五，遵守契約原則，違反則負擔賠償。可村民習慣外界給予資源的心態，何況還有一堆原則，參與意願低落。但他就是泡在農村裡當鄰居，不走也不催，不逼村民接受方案，先聊生產生活面的瑣事，盡力幫忙他們的難處，邊耐心溝通理念，實在穩當且風格草根，時間久了信任有了，村民便漸漸理解、願意嘗試投入。

2014年4月，國際健康與環境組織（International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中國區項目—麗江健康與環境研究中心成立，由鄧儀擔任理事長。他補充，麗江除了生態系統良好具備可持續發展的自然基礎，更有著豐富的文化多樣性（納西族、傈僳族、普米族、白族、漢族），只是經濟條件欠佳，故以此為基地發展重整人地關係以恢復社會健康之新模式。「像村寨銀行，重點不在錢，它是一個培養公共管理的工具，帶來內心改變的可能。」

鄧儀強調，保護是建立關係，做人才能做事，作為NGO能提供的服務在於，讓地方居民的主體意識顯現出來，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中心項目所涵蓋「自我學習」、「自我管理」、「自我監督」、「自我服務」四個行動，均以內生式精神來設計，從帶村民赴外地觀摩，學著自己提案，還要競爭PK來獲得補助，然後管理等一整套自我組織方法，化解且突破保護和發展的二元對立，實現「在保護中受益，在受益中保護」區域善治的正向循環，使環境、社會、經濟、文化融合成一個健康發展、相互協調的有機整體。如今，九河鄉河源村不砍樹了改養蜂，結合生產、生活、生態的三生新氣象，更被推及石頭鄉、黎明鄉等4個鄉鎮，共8個行政村，7個產業合作社，約100多個村民小組，項目輻射範圍達1,050平方公里，風光再造鄉村建設及重塑生態文明之可持續發展。

最後，他不忘提醒，每當人們認同保護什麼（物種）？或是太狹隘的定義，我們應該更關注決策的主權，即內生式發展保護除了經濟產出、生態產出之外更重要的社會產出——民主價值、確保自有意志的彰顯；進一步來看，甫赴南美參加完相關發展論壇的他亦擔憂，以進步文明主流之名，對所謂發展落後的國家或區域做（文化）侵略的世界現況，呼籲不應用自己的語言和價值去解讀他者，須追求區域平等的公平正義實踐。

※ 「2018 中國綠色人物交流計畫：里山倡議」由昇恆昌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支持。

未來的交通會是什麼樣子？到處跑的無人車或是天空飛的巴士？這似乎很虛幻。德國交通轉型智庫Agora Verkehrswende執行長霍厚德（Christian Hochfeld）用案例描述他認為這世紀結束前，交通轉型可能的樣貌。

出門前先告訴手機目的地，手機立即顯示一個最佳路線。它可能是一種組合，例如：先騎腳踏車出門、然後換搭捷運，最後一段使用汽車共享（car sharing），或是中間加上一段巴士，而這巴士行駛的路線是依據當時使用者需求分析後所計算產生的最佳路線。

未來交通：僅須4%車輛就可以足夠

聽起來很複雜，不過，霍厚德所描繪的藍圖並非天馬行空。今年四月，中國最大叫車服務系統「滴滴出行」與公共運輸合作，民眾透過手機APP就可以預約計程車跟巴士。巴士的路線是經大數據資料分析後，以滿足最多乘客通勤需求而決定的。

交通轉型才剛開始而已。霍厚德說，未來APP將會進一步整合各種交通工具－計程車、巴士、捷運、電車、共享汽車等。翻轉的力道會有多強，從2017年底國際運輸論壇（International Transport Forum）一份以芬蘭赫爾辛基交通背景為模擬並試驗的報告就可以知道。

該份報告指出，如果以共享計程車跟可預訂的彈性巴士取代現有的運具，那麼，只要私家車4%的車輛就足以提供大都會區的運輸需求。帶來的好處是二氧化碳減少34%，塞車降低37%，原本停車的空間都可以釋放出來做其他使用。

便宜又方便  城市先體驗

不過，這種組合式的交通方式真的會成為主流嗎？聽起來既麻煩又浪費時間。霍厚德澄清，這種方式會比使用私家轎車更快、更便宜，每公里的價格將是開私家車的1/3。他反倒擔心交通太過便宜後，人們更愛到處旅行，將讓減碳效果會打折。

未來交通的輪廓會更便宜、更便利這點不難想像。德國大城市早已流行的共享汽車就是一例。不再需要買車，不用保險，不用維修，想要開車時手機一查就有車可用。德國的共享汽車不乏BMW、賓士這類名牌車，這讓新一代年輕人逐漸擺脫購車的習慣。在台灣，共享機車Wemo、共享腳踏車uBike都讓人感受到共享魅力。

但目前的共享交通工具大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市中心區，郊區仍須大量倚賴私家車。對此，霍厚德說，未來巴士會小型化，路線也更具彈性，郊區也能因交通轉型受惠，但時程會比較晚。

汽車產業重新洗牌  軟體界將站上最交通轉型產業最頂尖

假設赫爾辛基模擬的交通轉型在真實世界發生，都會車輛需求降到4%，可以想見，未來汽車產業將大幅萎縮。今年五月德國福斯集團（Volkswagen）與滴滴出行結盟，將為滴滴出行研發專屬車輛，霍厚德從中看到時代的轉變──「未來的滴滴出行就像是Apple一樣。」

霍厚德解釋，大家都知道，代工廠供貨給Apple，最賺錢的是Apple；而過去汽車零件商供貨給車廠，最賺錢的是車廠。誰站上產業最頂端，誰直接面對消費者，他就是最後贏家。過去的贏家是車廠，但未來車廠只是APP服務的平台的供應商，新贏家將是APP平台。

不過，APP平台不會是最後微笑的人。霍厚德說，人們透過Google語音就得到答案，還可整合不同的服務，以現在檯面上的玩家來看，可能Google會是最後贏家。

汽車產業大震動  勞工面臨轉型

過去引領能源轉型的德國在交通轉型上卻不積極。曾在北京住過五年的霍厚德說，這不難理解。跟中國的空污相比，德國的空氣好太多；跟中國的塞車相比，德國的塞車也不算一回事。中國面臨極度迫切的交通壓力，反而產生快速的創新。

汽車市場一旦震動，影響的不僅是德國的經濟，更是八十萬工作者的生計問題。霍厚德憂心德國再不跟上交通轉型的步伐，不僅減碳目標難以達成，也可能就此失去經濟版圖。

近年在福斯排氣造假醜聞、城市空污超過歐盟標準、以及世界電動車市場競爭的種種壓力下，德國政府與車廠開始出現大動作，將資金投注在轉型上。是否太晚？是否能趕上？霍厚德說，「關鍵就在這一兩年」。

2018年全球熱浪頻傳，日本各地紛紛打破夏日高溫紀錄，氣象廳也不斷發佈高溫警報，7月23日還在埼玉縣熊谷市測到史上最高的攝氏41.1℃！據總務省消防廳統計，該國因高溫而傷亡的人數已達1979人，超越2008年成為歷來最多。

對此，日本環境省近來特別發表了「2100年溫度氣象預報模擬」，提高民眾對氣候變遷及能源使用的警覺意識。然而，當熱浪不斷北上、侵襲高緯度國家，不少人擔心後年的東京奧運該怎麼辦？本文分為中央和地方政府兩部分，整理日本當前因應夏日高溫化及都市熱島加乘災害的相關作法。

中央對策

一、 熱島效應對策綱要

日本政府針對都市熱島效應的酷暑對策已行之有年，環境省水及大氣環境局早在2004年成立了熱島效應聯絡委員會，並於同年制訂「熱島效應因應對策及基本方針」，環境省也發表過不少文宣。

為解決長年都市化工程造成的熱島效應，上述綱要提出審查城市結構及生活方式等策略，讓地方有依循進行後續的減緩或調適策略。2012年修訂的新版本，則補充了五個新建議：減少人為排熱、改善表面塗層、改善城市形態、改善生活方式、促進適應因應策略以減少對人類健康的影響。

二、市井暑氣因應對策

從熱島效應的議題延伸，2017年環境省開始關注高溫及暑氣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研擬了「社區街道（市井）暑氣因應對策指引」，內容分三部分：基礎知識、具體對策、技術，列舉預防中暑之道、人體基本知識、不同技術的降溫效果、並提供衡量方法。

該指引也點出都市迫切所需的降溫地點，以東京都市中心為例，就平面而言，東西向的道路受長時間太陽照射而提高路面溫度，尤其北側受影響程度最高。因此街道應著重通風及風廊設計，或優先考量最高溫的熱點，做為政府調適措施的著力點。

當然，可協助降溫的設施及作法有千百種，倘若為了降溫、反而造成電力消費高漲，反而會落入能耗上升、減碳更難的惡性循環。因此該指引亦盤點了各種消暑方法的電力需求，及不同降溫需求下，最適合的降溫方式。

對民眾的風險溝通和資訊傳播也是重要環節，環境省還建置一個「預防高溫中暑情報平台」，以「綜合溫度熱指數」（WBGT）提供氣象資訊和風險情報，頗值得台灣借鏡。

地方準備

不只中央政府有準備，日本的地方政府也很積極。比方今年六月，「九都縣市首長會議環境問題對策委員會」（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Nine Government Summit Council）便對夏日調適提出幾項新作法：

1. 首都圈指定七處觀光設施，提供免費的陽傘借用。
2. 舉辦街道打水（潑水）活動，以雨水、洗米水等二次再利用的水，號召街坊鄰居一同潑水、降低地面溫度。
3. 推動「酷涼分享」（cool share），如家庭集中一間房吹冷氣，或利用公園、圖書館等提供冷氣的公共場所，驅趕暑氣之餘、也不忘節電。

至於即將舉辦奧運的東京都，也在2015年籌組「因應東京2020奧運高溫酷暑對策推動委員會」（簡稱「東奧委員會」），召集18個局處共同發想對抗夏日及抒解人潮的對策，並安排民眾體驗九都縣市的多元化降溫活動，如酷涼地點（cool spot）分享、街道打水等，培養市民因應酷暑的想法。

2017年，東京都進一步提供夏日調適經費，補助裝設降溫設施。到了今年，環境局除對部分地區提出5000萬日幣的補助金額，也根據環境省的市井暑氣因應對策，研擬出「地方版」的夏日酷暑對策手冊，並增加三項積極作法：

1. 酷涼點（cool spot）支援：區市町村或事業體（法人、個人）均可申請補助，在熱門觀光區域、未來奧運會場周邊、可自由進出的公共空間、及交通設施等地，設置幫助降溫的設備。
2. 巴士站噴霧：為減少夏日時苦等公車的不適感，2016～20年設置的新站牌和乘車處，均配備了噴霧設施。
3. 抗高溫新技術補助：可申請項目有：多孔隙可通風的遮蔭設施、太陽能發電噴霧裝置、附噴霧設備的大陽傘等多項。

除了硬體方面的整備，東奧委員會也籌設了因應中暑所需的醫護體制與急救系統，打算更有計畫地利用打水及灑水系統降低風險。國土交通省則將馬路更新為保水鋪面（透過水蒸散降低路面溫度）、善用避熱性鋪面（反射紅外線抑制溫度上升）、並提升街道樹木的綠蔭效果，整體作為歸納為下表：

對台啟發

持續破表的高溫，加上即將來臨的東京奧運，讓日本從中央到地方，無不加緊腳步、設法對抗熱浪。但看似琳瑯滿目的措施，對部分民眾來說還是不夠，有人質疑現階段作法效果不足，也有專家認為在高溫環境下跑馬拉松太危險。儘管如此，東京都當局仍持續進行許多降溫實驗，從種植行道樹、解熱噴霧、擴充遮蔭設備等，盡可能多方嘗試。

台灣雖不像日本面臨了奧運級的國際賽事舉辦壓力，但每逢夏季，民眾總習慣依賴冷氣消暑，造成尖峰用電量屢創新高。一旦極端熱浪頻繁發生，如何兼顧節能減碳和氣候調適？為都市營造更多通風廊道和降溫空間？挑戰勢必更為艱鉅。

雖然近來勞動部開始討論「高溫假」和「高溫津貼」等議題，但整體來說，政府更應更著重高溫風險資訊的傳播，並打造更多有利節能和消暑的降溫場所（類似酷涼分享地點），甚至主動協助廠商降低作業場所溫度、調整日常運作時間、建立緊急通報和醫療服務系統，才有機會適應未來可能成為「常態」的極端炎夏。

※本文轉載自低碳生活部落格，原文迎戰熱浪！2020「東京奧運」動起來

參考資料

前言：

矢崎克馬為日本物理學者、琉球大學名譽教授；曾至國會擔任專家證人，解說游離輻射的健康影響。311後他發表系列文章，闡述福島核災、游離輻射危害，與政府責任，本文為第五回。

以下介紹2014年刊登在岩波科學6月號，HAGEN SCHERB等人的論文。德國的研究人員，把日本全國分成「高汚染県（茨城県、福島県、宮城県、岩手県）」、「中汚染県（東京都、埼玉県）」、低汚染県（前二者以外）」，分析自然死產率（周產期死亡率）的歷年變化。

 「高污染縣」，311發生九個月後統計上顯著增加12.9%。中汙染縣的死產率在災後9個月統計上顯著增加，和老年人死亡率增加的時間點幾乎同時。而低汙染縣（或無污染縣）沒有明顯的變化。

細胞分裂、增殖、新陳代謝越是激烈，越容易罹癌。游離輻射切斷DNA後，DNA修復時連接錯誤，便是罹癌的源頭。

細胞分裂越是激烈，異常的DNA細胞越容易增加（編註：年紀越小，分裂速度越快）。而在母親腹中的胎兒最容易受到游離輻射的影響。我認為，這些統計數據相當地解釋了這個道理。

【附註】本文作者矢崎克馬所用的圖表，出自福本正夫和原論文作者商談後，所轉寫的簡易版論文，超連結也被矢崎克馬收錄在文章內。內有其他自然死產率、周產期死亡率的詳細定義。

又，查英文版可以看到，作者藉由分組方式來證明，海嘯及地震與所觀察到的周產期死亡率在統計上無關。茲不贅述。

以下是福本正夫所寫的後記：簡易版論文翻譯自，2014年2月6日發行的德國放射線防護專業讀物「STRAHLENTELEX」650-651號，所刊載的論文、「FOLGEN VON FUKUSHIMA, TOTGEBURTENUND SÄUGLINGSSTERBLICHKEIT IN JAPAN」。只是，單單翻譯的話，日本的讀者不容易理解，因此譯者一邊和該論文的第一作者HAGEN SCHERB討論，一邊加筆、修正寫成。

在日本，這裡採用的時間序列分析，在方法、意義上，還有許多不清楚的地方。為此，希望大家理解，首先，這篇論文在某種意義上，是認識問題的契機，它以簡單的時間序列分析，去解釋游離輻射的健康影響。

其次，也希望日本人知道，在流行病學調查尚未充分的此刻，時間序列分析，是在游離輻射被曝上，評價風險的重要方法之一。

參考資料

• 原文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