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向果園入口綠色小徑，一個熟悉的人影手持的掃把般大小的枝條緩緩走來……

「大叔大叔，這是什麼！」一名志工好像發現新奇事物，興奮地問著。

「這個就是山胡椒『馬告』啦！原住民都叫馬告，果實可以吃，就像檸檬加上香茅，拌炒花椒油，香香麻麻，這邊還有很多喔……」大叔拿著結實累累的馬告枝條滔滔不絕地介紹著。

在一次志工活動中，在地生活好幾年的大叔來果園探班，為活動帶來了有趣小插曲，那時候才知道，原來果園旁的綠色小徑次生林中，不只有竹林和芒草，還埋藏著許多意想不到的寶藏。

山胡椒，樟科木薑子屬，中國各地有不同稱呼：賽樟樹、豆豉薑、山薑子、山蒼樹、臭樟子、賽梓樹、臭油果樹、澄茄子，在中藥上也叫「畢澄茄」。

在台灣稱為山胡椒，原住民們稱之為「Magao馬告」！說到馬告，就不得不稍微提到，曾在2002年內政部公告成立馬告檜木國家公園，馬告檜木國家公園又稱棲蘭國家公園，大致以宜蘭、新北、桃園、新竹四縣市交界的雪山山脈棲蘭山區為主，由於以前棲蘭山上生長著許多馬告，因此棲蘭山也被泰雅族人稱為馬告，由此可見在泰雅族等原住民族生活中，馬告為非常重要的食物調味品。

山胡椒分布於中國、日本與東南亞各地，在台灣生長在海拔約100~1500公尺的闊葉林，喜好生長於道路兩旁、曾開墾農林地、林道光照處，是容易見到的先驅植物。

山胡椒樹高約三公尺到五公尺，主幹上有許多分支枝條，枝條呈現灰褐色或綠褐色，圓柱形，樹皮皮表有白點是重要辨識特徵之一。它全株莖葉具有誘人香氣，幼葉剛長出來的時候具有絹毛，後逐漸脫落變光滑，葉片互生，網狀葉脈，葉柄至中肋呈紫褐色，表面呈有光澤的深綠色，背面顏色略近灰綠，中肋及側脈於表面凹下而於背面隆起。

每當二月冬去春初，山胡椒含蓄內斂小巧玲瓏的淡黃小花苞，揭開春天的序幕。雖然山胡椒會開花，但植株本身也分公母樹，同一棵樹不能自體授粉，只有母樹才會結果實，因此野外的自然繁殖率低。全台依地區地形、棲地或個體，開花時間會有所差異，像今年鹿寮坑的山胡椒七月已結果，但仍然有腳步較慢的還在含苞待放，也因為如此才有機會記錄到山胡椒花，一顆顆花苞垂掛在樹枝，如黃色煙火般，炸裂、奔放，給予最驚豔的視覺震撼！

接連在視覺之後，青綠色帶白點的果實具有濃郁的檸檬加香茅的香氣，微麻的口感，在口腔中帶來的衝擊，連綿不斷的炸裂、奔放，帶來清新、自然，會使您口水不斷分泌，刺激食欲，放在料理中，更是可以將食材提味至另一個層次！將其果實曬乾後，青綠色轉變成一粒粒黑色果實，從濃郁香氣轉變成溫柔淡雅的檸檬香茅再加上一點點胡椒香氣，真要形容，如果青綠色的果實就像初戀，情感澎湃激昂、自由奔放，黑色果實就是輕熟男女的愛戀，成熟內斂，優雅而浪漫。

無論是用看的用吃的，都別有一番風味，但山胡椒本身妙用不僅如此唷。在民間傳統用藥中，亦有祛風濕、消腫、解毒、止痛之功效，且《滇南本草》一書也提到果實的使用方法，「泡酒吃，治面寒疼痛，暖腰膝，壯陽道，治陽痿。」且樹皮含生物鹼；嫩枝、葉及果實則富含精油。關於山胡椒精油的生理活性，文獻指出精油具有顯著的抗陰道滴蟲、抗氧化、平喘、抗過敏、抗血小板凝集、治療血栓形成、心肌梗塞、 冠心病、心律不整等活性。近年來根據中國的學者研究顯示，山胡椒精油對多種微生物具有不錯的抑菌活性，詳細資料可以參考【四月民俗植物曆】黃色山精靈：山胡椒唷！

山胡椒 

中文名：山胡椒

別名：馬告、木薑子、山倉樹、畢澄茄、山雞椒、豆豉薑

科名：樟科 木薑子屬

學名： Litsea cubeba

分佈：分布於中國西藏、四川、雲南、貴州經華南至華東、華中、還有東南亞各國與台灣各地。台灣從淺山山腳，至海拔 100 公尺到中 1,500 公尺的闊葉林山地均可見到，常見於原始森林邊緣、道路兩側，並零散生長在開墾、砍筏地與林道向陽處。

特徵：

1. 植株高度約3~5公尺，主幹上具有多數的側枝，側枝又不斷分枝，枝條呈現灰褐色或綠褐色，圓柱形，樹幹與枝條有白色斑點，是其特徵。
2. 枝條及葉部具有芳香，類似薑與胡椒的香味。
3. 葉片生長於花開之後，初生時具有絹毛，之後逐漸脫落呈光滑狀，膜質，全緣，狹披針形或長橢圓形，長6~12公分，寬1.5~3公分。
4. 葉片互生，羽狀葉脈，葉柄至中肋呈紫褐色，表面呈有光澤的暗綠色，背面顏色略近灰綠，紙質或厚膜質，中肋及側脈於表面凹下而於背面隆起。
5. 春季開花，花期約2~4月，花朵雌雄異株，呈現黃或淡黃色，多腋生，單生或4~5枚簇生而呈一繖形花序。
6. 花序梗約長1~1.5公分，帶有毛茸；總苞片4枚，卵形或近似卵形，長0.4~0.6公分；花被片5~6枚，闊卵形，長0.2~0.25公分。
7. 雄花中有完全雄蕊9枚，有時亦有8枚者，花絲細長，伸出花被外，僅基部有柔毛，第三輪花絲為有梗的腺體；花藥橢圓形，4室，內向，初生子房很小；雌花中子房圓形或卵形，較小，光滑無毛，花柱短，柱頭微小；雌花通常較雄花晚開。
8. 果實呈現漿果球形，直徑約0.5公分，未成熟時為青綠色具白點，具有濃厚香茅加檸檬的香氣，咬碎後舌感帶麻，成熟時呈黑色，香氣略遜未成熟時期；果梗長0.3~0.6公分，果序梗較長或等長，皆光滑無毛。

生態：春天開花花期 4~6 月，夏天結果實， 6-8 月是山胡椒成熟時期。葉芽生長於開花之後。

※本文由自然谷團隊提供，原刊載於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官網
※感謝CHOICE喬義司  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支持自然谷之星專頁

參考資料

• 網站 認識植物-山胡椒
• 網站 種苗科技專刊-山胡椒種苗繁殖簡介
• 書籍 台灣植物誌。劉業經、呂福原、歐辰雄。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出版委員會。
• 書籍 台灣樹木誌-第一卷。呂福原、歐辰雄、陳運造、祁豫生、呂金誠。國立中興大學農學院出版委員會。
• 書籍 台灣維管束植物簡誌-第二卷。楊遠波、劉和義、呂勝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在1日「全國文化資產會議」，文化部部長鄭麗君拋出國公有文化資產治理的期程，後年就要啟動，近期就要展開跨部會的盤點、統計修復所需經費，並安排預算。鄭麗君強調，文資的保存要從1.0版的單點單棟搶救式，進化為2.0版的系統性公共治理，當中有不少垮領域的協調。而文化部將會再啟動文資法修法，這一波文資會議的結論，將成為政策的重要參考。

而搶救台南西港糖鐵的民眾卻在場外呼救，指出即便文化部打算要以「南北平行預備線」作為全台首例系統性文化資產保存案，但南市府目前就不顧文化部的研究調查還在進行中，就以怪手施工，西港糖鐵的遺跡因此傷痕累累，他們呼籲「文化部硬起來！」應該在縣市不願積極作為時主動承擔；土城普安堂也哭訴，十多年來在拆屋還地訴訟中一再碰壁的無助與焦慮。「我不是個案，我就是全國的通案！」

西港糖鐵、普安堂個案控縣市 鄭麗君：新法將究責失職地方

鄭麗君表示，這是因為現行的行政體系、法規無法處理文資保存問題，是過去沒有把文化治理放在心裡。這些個案的焦慮與長期的辛苦他都理解，現階段文化部除了會協助這些個案，也必須翻轉、改造體系的問題。普安堂將以歷史建物的身份先補救，後續再重新檢討過去古蹟審議中的錯誤；西港糖鐵案，文資局與台南市也不斷討論中。

「堀仔頭藝術生態村」在會前為搶救西港糖鐵案舉行記者會，控台南市工務局為了興建西港外環道，不顧南北平行預備線的調查還在進行就開始施工，破壞了糖鐵遺跡，且市府不願將其認為暫訂古蹟，因此再次要求文化部介入。文資局組長張祐創表示，文資局多次與南市府討論，由於南市堅持有工程期程的壓力不願先停工，目前的共識是「糖鐵相關設施先妥善清楚，但不能破壞，待未來決定要如何保存。」

但張祐創的回應中多次使用「希望配合」一詞，也讓民眾質疑為何文化部不作更有強制性的作為？張祐創解釋，因為西港糖鐵目前以文化景觀送審，雖然可以啟動為「暫訂文化景觀」，但目前的法規上，暫訂文化景觀的強度的確不如暫停古蹟，破壞卻無罰則，顯示法規並不周全，未來修法將檢討。

鄭麗君更表示，未來文化部對地方縣市，除了強化行政指導，更打算修法把罰則納入，若必要時由文化部代行時，將會對不作為的縣市政府究責，也就是送監察院。

國公有文資展開盤點、後年啟動 檢討「系統性的遺棄」

在去年的文化部舉行的全國文化會議中，文化資產議題成為最受關注的議題，因此文化部再展開全國文資會議，在今年的5到8月中在全國一共辦了12場分區論壇，吸引約1700人次參與、網路直播亦有3萬多人次，主要的意見集中在文資保存、文資人才培育、審議機制與資訊公開三項。其中近六成的發言有關有形文化資產，且多為個案的保存爭議，

鄭麗君表示前瞻計畫經費將挹注64億元於「再造歷史現場計畫」，既有「歷史三期」計畫還要再投入近11億元，推動有形及無形的文資治理，且文化資產局將升格成文資署。公有文化資產的治理後年就要啟動，近期就要展開跨部會的盤點、統計修復所需經費，並安排預算。

「部部都是文化部、局局都是文化局。」鄭麗君指出，他提出這樣的主張，兩年來已漸漸得到各部會的回應，已經開始「動起來」。像是台電從2015年展開整體保護計畫，為此增聘相關專業人員；國有財產署不再要求以「素地」處理國有歸公土地，且已編了明年的預算，且已提出中長程計劃；國防部在眷改條例包含了文資保存；農委會林務局也為文資保存成立專責單位。

不過，這些機關也提出，面臨專業、制度、組織與人力上的不足，即便想要編預算也面臨法源不足的問題，都還有待文化部、縣市文化局的協助，與修法或是以整體經費來規劃等。鄭麗君指出，過去公有文資如鐵道、糖業、廳舍等等，的確遭到「系統性的遺棄」，因此未來將要求各機關提出新建計畫前，都應該優先媒合既有文化資產。讓這些文化資產還能活在當地，進入民眾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新生與活化。而文資不該只是能開咖啡店、故事館，而是應該多用途的使用，不應該限縮對文資活用的想像。

而目前私有文資的保存面臨誘因不足的狀況，擁有者大多不希望自己的建物遭指定為文化資產，而容積移轉的獎勵，也受公設地嚴重排擠。鄭麗君表示，未來將檢討容積移轉制度，也許將強制規定必須有一定比重的文資要列為建築基地優先移入的項目。

抓住夏季的尾巴，以黃金沙聞名的福隆海水浴場，7月辦完國際沙雕藝術季後，如今卻必須面對無法分解的白膠殘留與潛在的海洋污染難題。

本報5月間獨家披露〈福隆沙雕定型用白膠  難生物分解疑污染海洋〉，之後持續追蹤主辦單位與主管機關後續處理方式，確認首次面對新北市環保局要求改善的主辦單位，已提出清理及復原計畫，方式是將沾有白膠的黏性沙子「翻入底層」、「深埋」沙下約1米深處。整個復原作業已於7月中下旬完成，記者追問處理措施是否及格，環保局則回應將再擇日到現場了解。

讓沙雕回歸環保創作  國外強調用生物可分解膠水

柔軟的沙子是大小朋友揮灑創意的最佳工具，容易取材的特性，捏一捏、揉一揉就又會恢複本性，原是相當理想的環保創作形式，只是稍有不慎，卻可能不經意加劇了全球塑化污染的腳步。

據了解，沙雕作品完成後即會噴上黏著劑定型，通常會以稀釋使用；視毀壞狀況、維持期間長短，後續仍須不定期以黏著劑維護。例如，中國沙雕展期長達一年，就需要較頻繁維護，但也有沙雕師指出，展期短的沙雕作品，例如韓國的沙雕只展出三天，通常便不須噴膠。

對於黏著劑的選擇，沙雕師有其創作上的考量，但參考國外的沙雕教學網站，多為強調使用生物可分解膠，除了減少環境污染疑慮，也讓沙雕藝術回歸其取之自然、還之自然的本質。

世界沙雕大賽（World Sand Sculpting Championship）官網上解釋，沙雕成品上膠的術語叫做「windscreen」，內容物有生物分解膠（biodegradable glue）與水，以1：10比例配製。

SGS掛保證？ 開放水域釋放白膠 環境影響有疑慮

國內跟著瘋沙雕，環保意識可還沒到位。2018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由東北角觀光風景管理處及福容大飯店共同主辦，承攬業者為聯合數位文創，實際施作的包商則是玉言堂整合行銷。沙雕使用業者統一提供的環保膠，也就是「南寶樹脂 NP300」桶裝白膠（聚醋酸乙烯樹脂，PVAc）作為參賽指定用膠。

玉言堂說明，今年沙雕用膠成份為白膠與水，以1：4比例調製。

根據國內研究，聚醋酸乙烯樹脂（PVAc）是由醋酸乙烯單體（Vinyl acetate，VAc）聚合而成的高分子樹脂，由於VAc單體僅微溶於水，進一步聚合而形成之PVAc則不溶於水。

在這份由聯合數位文創提供的「2018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黏著劑廢棄物清理及預防計畫」中，業者仍喊冤，出示「SGS檢驗無毒證明」、「本產品成份為無毒，故對自然環境、人體等並不會造成影響。」

然而，業者提供的僅有SGS測試報告（Test Report），並非正式的檢驗證明（Inspection），也無法說明該產品對環境的影響。若屬不易分解，看守台灣協會秘書長謝和霖說明，這些黏膠就可能進入水域當中，吸附水中重金屬，成為傳播毒性物質進入食物鏈的媒介。

PVAc也被歐盟研究列入「微塑膠潛在來源」。負責為歐盟制定環境政策的歐盟委員會環境總局（DG Environment）去年在其《產品中添加微塑膠調查》（Intentionally added microplastics in products）報告中說明，廢輪胎、塗料、衣物纖維等都是潛在的塑膠污染來源。

颱風吹走一些 黏性沙子「剷平、搗碎、掩埋」 

根據這份清理計畫，現場已於6月停止使用白膠進行噴膠作業，清理作業則於7月17日全數完成，經過「搗碎、剷平、集中、二次搗碎、翻入底層」程序，沾有白膠的黏性沙子如今埋在沙灘表層下1米處。

玉言堂承辦人員表示，經評估沙雕位址與海洋的距離，判斷海浪會帶到50公分以上的沙子，因此決定掩埋深度為1米。

不過瑪莉亞颱風後，沙雕也幾乎全數遭到夷平。包商說，有問題的沙子四散各處，想要善後，也只能盡力將之集中。

淡水河左岸 八里沙灘也有沙雕用白膠

新北市另一頭的淡水河左岸，近期也有沙雕展。八里左岸公園被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列為推薦熱門情人節打卡熱點，今年七夕以「神雕遐侶 伊見雙雕」為題的沙雕藝術創作，於8月9日展開，預計在9月上旬完成，預計將會有13座沙雕作品。

熱心民眾向本報指出，8月23日在八里沙雕創作現場旁邊，發現一個貨櫃堆了一堆東西，走近一看正是桶裝白膠，目測約有20桶。

沙雕如何管？ 海保署仍在了解中

對於塑化材質的沙雕膠材，以及背後的海洋污染疑慮，誰才是主管機關？

主辦單位之一的東北角風管處表示，因執行廠商屬福隆貝悅大飯店所請，因此已要求飯店提送清理計畫給新北市環保局。

環保署指出，白膠（PVAc）非公告列管毒化物，若以一般廢棄物視之，依廢清法第11條，使用公用地之使用人應負清除廢棄物之責。而因海委會的成立，環保署有關海洋污染防治等業務，自今年4月28日起，相關權限皆由海洋委員會及所屬機關承接辦理。

海洋委員會下設有海洋保育署，科長李筱霞表示，理想上當然是希望業者能夠改變作法，但因為業務移交尚未完全，目前會先向有遇到類似狀況的地方政府了解，與地方合作。

李筱霞進一步說明，從現有法令來看，海污法大部分是規範海洋上的污染，而沙雕位處潮間帶，且屬活動性質，並非工程、油運輸等範疇，目前只能以廢清法處理。不過李筱霞透露，未來可能會朝向研擬相關子法的修法改進。

參考資料

• SGS（2018年7月26日），「認證」與「驗證」、「檢驗」與「測試」，您用對了嗎?
• 2018 福隆國際沙雕藝術季—黏著劑廢棄物清理及預防計畫

8月24日是烏克蘭獨立紀念日。但就在獨立紀念日的前一個禮拜，俄羅斯總統普丁與德國總理梅克爾針對天然氣運輸經過烏克蘭的問題進行會談，顯示烏克蘭在能源方面仍然高度依賴鄰國。

烏克蘭是歐洲能源密集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從歐盟進口天然氣僅是短期解決方案，因為歐盟依賴俄羅斯供應天然氣，不安全又很貴。烏克蘭政府計劃增加當地天然氣產量，這不但將排放大量甲烷污染氣候，還需要約40億美元的資本支出。烏克蘭一半的電力來自核能，但是大多數核反應爐已經超過年限，且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憂，同時烏克蘭仍在努力為車諾比核災難善後。

德國再生能源之父、非營利組織「能源觀察集團」（Energy Watch Group）主席費爾（Hans-Josef Fell）和烏克蘭前歌手和國會議員魯斯蘭娜（Ruslana Lyzhychko）在媒體氣候之家（Climate Home）撰文指出，烏克蘭要因應這些挑戰，最佳解決方案是快速過渡到安全、乾淨的本土再生能源，並提高能源效率。

再生能源體質佳  改革不妨跨大步

近年來，烏克蘭採取了一系列重大的能源改革措施。政府削減能源補貼，停止直接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並推出了一系列能效措施。

費爾和魯斯蘭娜認為，這是正確的方向，但烏克蘭還可以更加積極。

原因是烏克蘭在各種再生能源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潛力，包括太陽能、風力、水力、地熱和生質能。芬蘭拉彭蘭塔科技大學和能源觀察集團最近的一項研究顯示，烏克蘭可以在2050年前達成100%再生能源，並且將更具成本效益，電力成本平均可從目前的每年94歐元/MWh減少至54歐元/MWh。

火力、核能遊說充斥 烏克蘭內部還需溝通

但是，烏克蘭內部關於再生能源的討論常常被化石燃料和核能遊說者的陳舊觀念所掩蓋，最普遍的兩個迷思包括再生能源技術太昂貴，以及無法穩定供應。

費爾和魯斯蘭娜指出，這些論點早已過時。去年，包括中國、印度、墨西哥和智利在內的轉型和開發中國家，對再生能源的投資超越其他國家。目前在大多數國家，新的再生能源裝置比化石燃料和核電廠更便宜。

100％再生能源可以穩定供電。該機構的另一項研究證明，100％再生能源的全球電力系統可以達成全年每小時不間斷，並且更具成本效益。

2014年，烏克蘭的化石和核能補貼佔GDP的7％。這筆巨額資金可用於加強其他重要領域，如公共衛生、研究和教育。

有待克服的挑戰：民眾對再生能源觀感不佳

費爾和魯斯蘭娜認為，烏克蘭的首要挑戰是大量增加再生能源容量，停止依賴化石燃料和核能。目前再生能源僅佔該國能源結構1.5％。政府的目標是2020達到11％，這個目標很具企圖心，因此需要強烈的政治意願和努力。

過去，烏克蘭的綠色能源關稅讓一群寡頭佔盡好處，導致民眾對再生能源的印象不佳。然而，與化石燃料和核能相比，再生能源投資不僅來自少數財團，也來自民間、合作社、農民、中小企業和外國投資者。烏克蘭議會目前正在討論，能源改革的立法應鼓勵這樣的民主參與。

費爾和魯斯蘭娜認為新立法修正案必須有明確的條件：目前有關再生能源的有效法律框架應保持不變，確保進行中的計畫繼續走，保持投資者對烏克蘭政府的信任。

降低能源依賴  期待已久的和平也不遠了

低於40MW的新再生能源裝置應保留政府電力收購制度（Feed-in-tariffs），僅針對40MW以上的裝置進行拍賣，以鼓勵公民、農民、公用事業和中小企業的投資，否則這些投資將無法與大企業競爭。

透過正確的政治框架、部署分散的再生能源將有助於減少壟斷和寡頭，並打擊腐敗。對研發、再生能源、儲存和效率技術的投資將創造許多就業機會，特別是在農村地區。

轉型再生能源是烏克蘭實現能源獨立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契機。更重要的是，這種轉變將有助於結束烏克蘭東部資源的衝突，並帶來期待已久的和平。

參考資料

• Climate Home（2018年8月24日），Ukraine must embrace renewables to become truly independent

8月23日開始，熱帶性低氣壓帶來的強降雨，轟炸著南台灣，大水猛灌住家、道路、農田，汽機車滅頂，馬路變水路，路上行船，膠筏與救生艇成為淹水災區的運輸工具之一。

從雲林、嘉義、台南到高雄都有淹水災情，估計淹水總面積有4萬多公頃，其中嘉義就占76%，是受災最嚴重的縣市，尤其沿海地勢低漥的部分村落，被水圍困 淪陷水中央，直到第五天，嘉義縣東石和布袋還有八處仍在淹水。

走進嘉義東石的掌潭社區，三合院、廟宇全泡在水裡，各式物品漂浮在水面，整個聚落空蕩蕩的像一座水城，災情相當慘重，一度水淹一層樓高，到了第五天，有些地方的積水還有將近一個人高，因為水位過高具危險性，全村居民全部撤離安置。

同樣在嘉義東石的西崙村，地理位置比較靠近內陸，淹水高度比掌潭社區稍微低一點，大部分居民沒有撤離，繼續生活在淹水的村子裡。民間團體沿街發送食物，也送上掃把等清潔用具，水未完全退乾，居民就開始著手清理家園，傢俱、家電、床鋪全泡了水，所有的家當只能丟棄重新再買，多天積水不退，不只生活不方便，更加重了財產損失。

為什麼嘉義東石會成為823水災的重災區？水利署表示跟雨量大、地層下陷，又適逢大潮有關，潮位高地勢低，像是掌潭社區每天僅有一小時的時間可以自行重力排水，除了倚賴大量的抽水機抽水，別無他法。

為了解決淹水困境，2006年起政府投入1160億元，進行易淹水地區水患治理，2014年再加碼660億進行流域綜合治理計畫，對於地層下陷區大多採取村落圍堤、配置抽水設施，再配合滯洪池的方式來防洪減災，在嘉義東石，全鄉約有75座抽水站，4座滯洪池，其中2座滯洪池就位在掌潭社區的下游處，居民憤憤不平的說，淹水原因除了雨量大和適逢大潮，應該還有別的因素，因為鄰近掌潭社區，更靠近海邊的白水湖聚落，並沒有淹水，他們懷疑，這次淹水跟荷苞嶼大排潰堤以及排水系統失靈有關。

掌潭社區理事長林文達質疑，主要是連接滯洪池的排水系統效能不佳，導致中上游抽水站抽的水無法排入滯洪池，反而積在掌潭社區的排水路，因此掌潭才會淹水特別深。

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陳賜賢表示，設置滯洪池有一定的效果，只是從水閘門和抽水站的維護管理，再到排水路線的串聯，都需要作系統性的整體考量，每一個環節都會影響排水效果，畢竟水就是這麼多，只是會淹在哪裡的問題。

其實台灣西南沿海一帶早期幾乎都是潟湖，先天地理特性，加上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目前台灣地層下陷區域約有395平方公里，部分地區的沉陷面積仍在增加，多年來沿海地區的居民體認到，洪水會不時進出家園，所以就自力救濟，窮盡各種方式適應災害。

比如說改造房屋，將房屋墊高，如果沒有額外的預算，居民就用最簡單的方式 ，把值錢的家當放在高處，也有居民做好萬全準備，設置防水閘門或是自備抽水機，以減緩災情。故鄉在這裡離不開，留在「風頭水尾」沿海聚落的居民，現在不敢期待淹水的日子不會再來，只希望不要災情慘重。

823水災過後，政府繼續加碼，將再投入前瞻水環境計畫下水道經費240億、河川排水經費370億進行淹水治理，並且表示未來的治水檢討，不單考慮治理方案，將從全面性的國土規劃、國土利用著手，運用系統整合性的非工程手段，讓城市具有韌性的復原能力，在氣候變遷的威脅之下，建立一個耐災的社會。

台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廖桂賢副教授認為，必須理解治水工程有其極限，在極端氣候之下，淹水必然會發生，如何減災避災，將是未來的重點，她建議政府可以將預算花在建築改造及其他更多的自救措施上。

在雲林縣口湖鄉的成龍村，民間團體走在政府之前，蓋起一棟示範性的防災建築——高腳屋，這棟三層樓的建築，一樓架高約3公尺做為開放空間，是保留給洪水走的通道，與水共生的作法，提供未來一種可能的想像。

西南沿海的地層下陷，是台灣土地的沉痾，未來極端氣候、強降雨會越來越頻繁，新舊問題交迫之下，防災更加困難，而這是危機也是轉機，付出一次又一次的災害代價之後，這一次能不能改變思維，理解水的特質，考慮國土的環境特性，以更系統性的規劃，真正落實建構一個防災社會。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水劫-圍村之水】

09/03（一）22：00首播
09/08（六） 11：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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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8日，嘉義縣東石鄉掌潭村的這處養雞場，已經淹水第六天。1萬多隻快要可以上市的土雞，散發出濃濃的惡臭。

進到雞舍的路，最深還有7、80公分的積水，為了避免衍生傳染病問題，上百位國軍穿著青蛙裝和防護衣，冒著風雨，涉水進到雞舍，徒手清除死雞。

823熱帶低氣壓帶來的超大豪雨，嘉義縣總共有91家畜牧業者受災，災損金額高達1.2億，損失最為慘重。突如其來的天然災害，農民已經苦不堪言，大量急需清運的死亡動物，更讓他們束手無策。國軍弟兄把漂浮在水中的雞隻屍體，一隻一隻撈起放進布袋，再用束帶封口，大約一個上午的時間，才完成初步清理。

位在嘉義縣朴子另一處養雞場，水已經退去的雞舍裡，少數倖存的雞，看到前來清除死雞的國軍，在雞舍裡倉皇的四處奔逃。農民回憶起8月23日那一夜的大雨，餘悸猶存。雖然養雞場已經加高地基，遇到前所未有的強降雨，還是造成嚴重損失。

2009年莫拉克風災過後，曾經發生大批來不及清運的死豬死雞，堆在路邊，散發惡臭，衛生堪憂，最後整批送到掩埋場。這次水災一發生，中央第一時間除了協調國軍協助清運，也請全台八家專門處理經濟動物屍體的化製廠配合受理，但效能仍然有限。嘉義縣內高達82萬隻死雞，只能緊急送到縣內的焚化爐處理。

剛從牧場外被主人帶回來的小豬，飢腸轆轆的大口吃著飼料。兩部移動式抽水機，不斷的將養豬場內的積水，抽往荷苞嶼大排。嘉義朴子的豬農蔡嘉裕，無奈的看著泡在水中第五天的豬舍，一邊檢查抽水機有沒有正常運作，一邊照料著倖存的大小豬隻。蔡家的養豬場，地勢特別低窪，8月23日這場豪雨，使得大排的水滿出來，淹沒豬場，積水達三公尺深，受災慘重。養豬養了40年，在莫拉克風災過後，大排的堤防加高了，牧場的防水牆也加高了，沒想到十年後，卻遇上更嚴重的災情。許多業者紛紛感嘆，實在快做不下去。

不僅人居住的城市要更有承載洪水的韌性，學者建議，飼養動物的禽畜舍，同樣可以考慮納入滯洪設施。傳統的雞豬舍，為了方便作業，地面大多採取水泥鋪面，在易淹水地區的農民則習慣採用屯土墊高地勢，或者興建防水牆的方式來防災。

中興大學動物科學系2017年剛落成的動物舍，就引入了具有滯洪功能的筏基設計。籠舍底下就像有個小水庫，降雨透過屋頂的集水系統，集中到雞舍底下深度一米八、總蓄水量200噸的筏基池，系主任陳志峰解釋，依照氣象局標準，若是80毫米的降雨量，要兩天才會蓄滿，平時池內可以蓄水，將雨水拿來做動物舍清洗，颱風或豪大雨特報發布之後，就將水抽乾，做防災準備，以減緩災害損失。

災害過後，農委會立即發布了現金救助和低利貸款辦法，農民卻認為幫助十分有限。根據統計，過去九年，每年平均農損高達126億元，政府發放的現金救助卻僅有35億元。也就是說，農民自行承擔的損失金額，高達75%。如何透過農業保險制度，穩定農民收益，是一大考驗。

看天吃飯的農民，努力多時的心血全毀，無處可逃的家禽家畜，失去了生命。重建的路，還很漫長，氣候變遷的考驗，只會越來越嚴峻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水劫-雞豬有難】

09/03（一）22：00首播
09/08（六） 11：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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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水災發生，南部大淹水，造成重大災害，許多區域積水不退，更是加重災情。政府估算，全台農業損失高達8.7億，特別是養殖業，在這一次水災中，受災相當嚴重。面對氣候變遷，暴雨強降的時代，養殖漁民與農民，應該如何防範因應？

823暴雨，降下驚人雨量，嘉義縣東石鄉栗子崙地區，多日之後積水未退。部分居民裝設擋水板，防止大水沖家園，等待大水退去的時刻。多數家庭沒有防水設備，大水造成屋內積水，鄉村許多老人無力清理，隨著泡水時間延長，災情更是嚴重。

大水來襲，家園受到水淹，產業受到重創。嘉義縣布袋鎮的在地養殖戶鄭崇焜表示，當時大水湧現，沖壞漁堤，淹沒魚塭，讓養殖水產一夕流失，造成嚴重的經濟損失。

同樣位在布袋養殖區的淹水區域，卻是有著一處生態養殖基地，完全不受水患影響。從事生態養殖的邱經堯，在大水過後，來到排水口，將區域內的積水排出。邱經堯和弟弟邱建程合力經營生態養殖，以自然生態方式，養殖白蝦、虱目魚、草魚等水產。多年面臨水患，兄弟倆人合力設計養殖區的防水工程，以養殖池挖深蓄水，養殖區外圍以高堤圍繞，防止外水侵入。

內蓄外防的養殖區設計，除了擋水自救，避免外水帶入污染水質，更重要是魚塭自己蓄水，形成滯洪池，不要塭水外流，加重地區洪泛水量。面對氣候變遷，暴雨侵襲的時代，台灣養殖漁民該有應變之道，完善設計防災型魚塭，可以降低災害風險。但是邱經堯直言，在現今產業結構下，養殖漁民收入不穩定，許多是租地養殖，很少人願意投資魚塭的防災改善工程。

魚塭防災有著各種方式，東石養殖漁民陳先生，在大水過後，補強魚塭旁的圍網。他利用簡易的圍網方式，防止大水沖走養殖的吳郭魚。面對養殖漁民的損失，陳先生希望政府能夠協助漁民，進行防災建設，更重要是在災後，能夠體諒養殖業現況，救助受災漁民，別讓一堆限制，造成無法申請補助。

台南市麻豆區大淹水，許多文旦園受災。因為中秋快到，應景水果文旦的農損狀況，受到社會關心。根據麻豆農會估算，大水來襲，大部分區域的積水很快退去，對於文旦損失不達一成，不會影響中秋時節的收成。陳燈旺種植文旦40多年，說明文旦樹雖然不怕水淹，但泡水太久仍會降低品質，為了防止水淹，他陸續將果園土地墊高，設置防水牆作為防災之道。

高雄市梓官區是南部重要的蔬菜產區，在大雨時刻，農民冒雨搶收蔬菜。當地農民蘇藤雄表示，梓官地區種植多樣蔬菜，大量收成送往台北。823大雨淹沒農地，造成嚴重損失，但是梓官農民蘇藤雄指出，南部地區不是823才大雨，而是已經連下兩個月的雨，讓蔬菜農民早就受害。

氣候變遷，雨季集中，讓農民難以適應，加上突然超大雨量的強降，更是造成重大損害。當政府不斷思考治水良方之時，等不及的農漁民，紛紛展開自救之道，希望在災害時代，找尋到顧田園保經濟的安身良方

※ 本文轉載自 【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水劫-水患下的農民自救之道 】

09/03（一）22：00首播
09/08（六） 11：00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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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8月下旬有民眾在五股拍攝到「龍眼雞」，因為龍眼雞外型豔麗，消息揭露後吸引攝影愛好者揹著相機前往發現地拍攝，之後也有民眾在八里發現其蹤跡。

農試所指出，龍眼雞屬農業害蟲，危害範圍包含龍眼、荔枝、柚子、芒果…等作物，就連木麻黃都屬寄主植物，萬一擴散防疫難度將比荔枝椿象還高；防檢局已啟動緊急防治措施，防檢局呼籲，民眾不要採集該蟲或任意遺棄該蟲活體，若在野外發現龍眼雞可撥打（02）3343-2064通報。

龍眼、荔枝、芒果、木麻黃…通通都是龍眼雞的食物

龍眼雞（Pyrops Candelaria）在分類學上屬於半翅目蠟蟬科東方蠟蟬屬的生物，分布於中國華南各省、印度、寮國、緬甸、泰國、臺灣的金門島、烈嶼島等各地區，過去在臺灣本島從未紀錄過該物種。

龍眼雞外型豔麗受到很多人喜愛，但對於農作物及環境來說，龍眼雞可是超級大害蟲，牠主要危害龍眼，也危害荔枝、柚子、柑橘、芒果、梨子…等作物，甚至連木麻黃都是牠的寄主植物。

農業試驗所應用動物組副研究員石憲宗指出，龍眼雞對農業影響很大，以龍眼樹為例，臺灣大多數的龍眼都生長在山區，就算農友對龍眼樹施藥，這種多食性昆蟲也可以飛行到周邊雜木上繼續生存。

石憲宗表示，龍眼雞成蟲喜歡將卵產在龍眼樹上，屬於刺吸式昆蟲，口針很長，成蟲與若蟲會用口針從插入樹幹栓縫或枝梢吸食韌皮部汁液，被刺吸後的部位逐漸出現小黑點，當族群密度很高的時候，會影響植物養分運輸，促使樹勢衰弱，枝條枯乾、落果明顯或果實品質低劣。

石憲宗進一步指出，由於龍眼雞吸食植物養分維生，排泄物也帶有類似糖分的營養物質，當排泄物沾到枝條、葉片時，會讓真菌孢子著床發芽生成菌絲，引發煤煙病，會影響葉片光合作用。

不僅危害農作物，龍眼雞還有可能會影響同屬蠟蟬

龍眼雞不僅危害農作物，還會排擠其他昆蟲的棲地，像是同屬的渡邊氏東方蠟蟬（Pyrops watanabei）外型與龍眼雞相當類似，全身覆蓋一層白色蠟粉，又被稱為「白蠟蟲」，該物種主要分布在臺灣北部1000公尺以下的山區，而且大多棲息在烏桕樹幹上，一度被列為保育類動物，經復育後已在2009年除名。

石憲宗表示，龍眼雞食性相當複雜，會擔心影響到同屬蠟蟬，舉例來說，萬一龍眼雞擴散，有可能排擠到渡邊氏東方蠟蟬的棲地，因為龍眼雞也有棲息在烏桕樹上的紀錄。

民眾發現請立即通報，切勿捕捉飼養

農業試驗所曾在2001到2004年間調查金門地區的農業害蟲，當時已發現龍眼雞普遍分布在金門島與烈嶼島，通常成蟲會在每年7月到10月間出現。由於龍眼雞寄主範圍相當廣泛，包含熱帶與亞熱帶果樹與非作物樹木，且成蟲相當會飛行，因此很容易會快速傳播。

「龍眼雞除了漂亮，還喜歡到處串門子」，石憲宗強調，最擔心不知情的民眾將身形艷麗的龍眼雞捕捉回家飼養，萬一之後隨意棄養而沒有被發現，很有可能會擴散，造成重大危害，「比荔枝椿象更難以防治」。

防檢局局長馮海東指出，第一時間收到民眾通報後，已有請專家學者到現場展開調查，了解龍眼雞的影響區域，也啟動緊急防治措施，目標是撲滅龍眼雞。

馮海東表示，目前龍眼雞的數量範圍沒有很大，未來也會與各縣市政府建立通報機制，現階段若民眾在新北市發現龍眼雞的蹤影，可以直接跟新北市通報，若是在新北市以外的區域發現龍眼雞，可撥打（02）3343-2064向防檢局通報。

為有效控制該蟲，避免影響經濟作物生產，防檢局呼籲民眾不要採集該蟲或任意遺棄該蟲活體。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農傳媒》，不適用CC共創授權條款。 

參考資料

產業界頻頻喊出「缺地」，行政院動用前瞻計畫挹注產業園區。今（3）日工業局發表135億元前瞻經費評選結果，將協助地方政府新設13處產業園區，預計可增加396公頃產業土地。此外，在改善既有工業區的道路、排水、污水處理等公共設施方面，將可活化146公頃，二者合計542公頃。

較敏感的台糖土地、與彰化水五金田園化聚落都在補助行列。工業局回應，這次新設園區都以地方政府管有土地為主，僅少數例外。有的計畫僅補助先期作業，依前瞻資金投入比例與項目不同，會盡量朝向只租不售。

回應五缺的「缺地」，經濟部長沈榮津今早在「開發在地型產業園區前瞻論壇」中表示，這次計畫新增與活化近550公頃產業用地，有助企業投資。內政部次長花敬群回應，新任內政部長徐國勇已指示「內政部一定要努力的拚經濟。」

新設產業園區396公頃  標準廠房三處只租不售

前瞻基礎建設總經費四年4200億，在其中工業局的產業園區計畫共135億，分為「設置平價產業園區補助」、「強化地方工業區公共設施補助」二部分。今工業局公布評選結果，共計17縣市115案勝出，包括新增園區設置396公頃、活化既有園區146公頃，超過原先目標。計畫預計於2021年執行完成。

前瞻補助的新設園區總計27處，包括彰化的彰濱運維園區、水五金園區、雲林的離島台西綠能專區、高雄的和發、仁武，台中的太平、潭子聚興、及屏東的新園產業園區等。14處是已完成報編的園區，13處396公頃則是全新園區，尚未完成審查程序。

工業局工業區組說明，外界期望政府新設工業區全面只租不售，但前瞻僅補助園區部份工程，在開發財務壓力下，無法全部只租不售，但工業局仍會支持一定比例只租不售。

工業局工業區組補充，新北寶高智慧產業園區、台中精密園區二期、高雄合發工業區的三處標準廠房會全部只租不售。這次新增園區以縣市管有土地為主，彰化鹿港打鐵厝園區大部分是台糖土地，屬於少數例外。

彰化水五金園區因涉及未登記農地工廠問題，工業局局長呂正華說明，這次前瞻計畫補助的是這區域未登記工廠的盤點，以掌握更完整資訊，而非園區建置。

公用設施不足 既有園區活化146公頃

部分工業區因公共設施不足造成閒置問題，前瞻計畫特別針對超過15年的老舊工業區加強道路拓寬、污水處理、並解決排水問題。包括基隆的六堵、大武崙，桃園林口工三、嘉義的馬稠後、台南的新營、後壁、永康等88案，可望活化產業土地146公頃。

經濟部與內政部合力 促進產業土地

經濟部今舉辦前瞻論壇，邀內政部、地方政府、企業團體及學界與會。沈榮津表示，產業期待政府解決五缺，而土地是最根本的問題。這次在前瞻的資金協助下，新增跟活化近550公頃產業土地，將有助於投資計畫。

主管土地管制的內政部受邀出席，顯示二部會齊心解決缺地。花敬群說，一個月前剛上任的內政部長徐國勇特別指示他，「內政部一定要努力的拚經濟」。

他說，內政部過去常被認為限制土地開發與利用，但這兩年來，林前院長與賴院長都提醒，土地使用管制應配合土地利用與產業發展合理鬆綁。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秦嘉鴻理事長指出，工業用地面積共4萬8000公頃，只占全國土地面積的1.35％，卻貢獻GDP達4兆多元，占全國GDP的29.67%，顯示產業的高度經濟貢獻。

他認為，北部工業土地相較不足，應多規畫工業區。他贊成公有土地的釋出時配合只租不售，以避免地皮炒作，對經濟也有好處。

日前媒體報導，台灣六都綠地覆蓋率都低於《都市計畫法》所規定的10%，僅有高雄市7.89%高於其他五都，然而相較於國際主要城市把綠覆率提升20-30%作為重要政策，新加坡甚至有高達50%的綠覆率，台灣城市居民顯然居住在又熱又擠的水泥叢林。

有樹冠覆蓋的林蔭城市，提供居民美化的生活空間，也幫助改善氣候變遷、空氣污染和生物多樣性缺乏等問題。2日高雄市議會氣候變遷小組與20個民間團體召開森林城市願景論壇，提出具體目標，期望高雄市能成為擁有林蔭、生態豐富的森林城市。高雄市議員張豐藤強調，10年內應讓高雄市綠覆率倍增，而且停止斷頭樹的發生。

高雄行道樹遭斷頭剪  損毀比例高

高雄市雖是六都綠地占比最高，但關心高雄樹木綠地的「高雄愛樹人」團長莊傑任批評，這兩年至少有50座公園樹木遭斷頭強剪，樹木修剪規範未明確禁止斷頭剪，比起台北、台中、台南等城市有明確的禁令，高雄的樹木不斷遭到斷頭慘案。

行道樹不僅時常遭到斷頭強剪，缺樹和毀損的比例過高。高雄市野鳥學會總幹事林昆海指出，市府愛種樹卻不養樹，行道樹毀損比例超過30%，主因為修剪不當，造成樹木生長不良或遭移除，行道樹樹穴因各種原因被占用或移除樹木，都是市區林蔭減少的原因。

另外，高雄屬於熱帶城市，市府卻偏愛將公園改建為溫帶國家的大片草皮，不僅上百棵大樹遭到移除，改種小樹，原本茂密樹林遭到強剪矮化，缺少灌叢和植栽多樣性，使得鳳頭蒼鷹、黃鸝等保育類鳥類棲地受到衝擊。

根據市府委託民間團體進行的調查，高雄市生物多樣性較高的數據，是由於市區內有一座原生植物園，造就了較豐富的生態；因此林昆海強調，未來種植樹木和公園規劃，應採用原生樹種，且參考原生植物園和鳥松濕地的管理方式，提供較大的面積、植栽歧異度和水域，才能打造生態多樣的森林綠地。

工務局：基於公共安全和民眾投訴  樹冠必須修剪

高雄市工務局副局長吳瑞川回應，市府目前營造的公園面積超過800公頃，不過城市中的綠地公園與山區森林不同，市府受民眾要求或使用人投訴，基於公共安全或民意，就必須修剪，或利用公園改建時移除有礙安全的樹木，這是公務單位與保育團體不同的思考立場。

吳瑞川強調，雖然民間團體和議員提出的訴求是要提高樹冠覆蓋率，但是就行道樹來說，為了公共安全和交通視覺，是不太可能辦到。所謂的綠蔭樹冠，通常在颱風過後都會造成大量斷枝和損毀，他堅持公共安全為行道樹是否要修剪的第一考量。另外行道樹的種類基於民眾喜歡開花樹種，因此未來將以會開花的樹木為新栽種的行道樹。

不過吳瑞川的說法遭到大安森林之友基金會副執行長陳鴻楷質疑，樹木的種植和養護需要專業，並非以安全為由就必須斷頭或移除，事實上專業的修剪方式有益樹木健康生長，也不容易斷枝傾倒，高雄市工務局不應把樹木養護的專業，交給里長或用路人來決定。

森林城市  高雄城市價值再確認  

高雄市議員吳益政說，高雄綠地面積高於六都，很可能是縣市合併後把茂林等鄉村地區等計入的結果。事實上在都會區，市府砍樹、民團搶救的戲碼不斷上演，市政府是否有體認到森林城市對於氣候變遷和城市減碳降溫的重要價值？他呼籲民眾重視年底大選候選人提出的政治承諾，把投票當成高雄城市價值的再次確認。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李根政說，提升綠覆率，不僅只是綠地面積，重要的是樹冠覆蓋率。過去高雄透過公民團體訴求，成功促成了柴山自然公園和衛武營都會公園的誕生，高雄市議會氣候變遷小組也是全台首創，顯示高雄對於城市的綠化和生態保育有高度共識，對於森林城市的願景，未來市長候選人不應只是提出要種多少棵樹，更重要的是如何打造提高綠覆率的森林城市。

昨（2日）公民團體在論壇開始前高呼「森林城市，林蔭倍增」、「種樹不毀樹、重罰斷頭樹」口號，並提出森林城市的九大目標：城市生態化、提升樹冠覆蓋率、提升綠覆率、公園水泥設施減量、樹木修剪的專業性、樹木根系生長空間的保障、保護既有樹木資產、提升生態與樹木照顧體系的專業和位階、仿效台北市成立公園處。

六月初，正被炎夏高溫燒烤的台灣，被赴德參訪的國發會主委陳美伶一席話語：「德國幾乎沒裝冷氣，屋內卻不會熱」，瞬間挑動敏感神經。有人直言兩地氣候差太多，難以類比，也有人認為因為德國電價高，才迫使老百姓節能，更有人覺得台灣能源情勢的癥結根本不在於此，而是電不夠用！

可是，提到建築節能，歐洲的確位居領先地位，德國也不遑多讓。歐洲議會今年稍早通過的《建築能源效率指令》（Energy Performance of Buildings Directive，EPBD）修正案，從7月6日起正式生效，諸如加強能源管理與監測系統、建立「建築智慧指標」（smart readiness indicator）、規定建築得配置電動車充電設備或管線等內容，都是最新加入的內容之一。

然而，這次修法最大影響在於，它明確要求歐盟會員國必須在2020年三月十日前，制定或修正國內法規、並提出明確的政策實施路徑，以符合2050年前全部建築達到低排放或零排放（low and zero-emission）溫室氣體的標準。

2050達成「零碳」！既有建築翻修是關鍵

建築部門要全部零排放？沒錯，歐盟正往這條路上大步前進。

2002年，歐盟首度制訂EPBD，並導入「建築能源護照」（Energy Performance Certificate, EPC）制度，成為世界各國學習建築節能的立法典範，2010年修正時，再提出「近零耗能」建築（Nearly Zero-Energy Buildings, nZEB）的落實時程，要求2019年起所有新建公有建物達到近零耗能，2021年起，則是所有的新建物（包括民間）都要達到這個標準。

據統計，歐盟地區的既有建築每年翻修率僅有0.4～1.2％，無法達到2050年建築部門零排碳的長期目標，德國企業能源效率推動協會（DENEFF）建築節能負責人艾勒曼（Henning Ellermann）分析，EPBD這次便瞄準了最棘手的「既有建築」。要求各國交出翻修政策路徑圖，並規範內容與資料分析，往後歐盟也將扮演更積極角色，除了定期檢視，不合格的計畫還可能被要求改進。

上述制度不只為了環保，也有興利的考量。歐盟執行委員會指出，建築部門一直是該地區最大的能源消耗者，且比重高達四成，目前境內還有35％的建築年齡超過50年、75％的建物能效欠佳，本來就是躲不掉的減碳焦點。

不過，新的EPBD法令也會帶動可觀商機。目前建築業貢獻全歐9％的GDP和1800萬個直接就業機會，是相當重要的骨幹產業，未來這波翻新工程和節能改造需求，估計可創造比興建新建築高出兩倍的經濟價值，甚至多數受惠者都是中小企業，當局期待藉此說服各國落實政策。

「近零耗能」定義不明，各自表述差異大

2010年EPBD要求的近零耗能建築明年初也要上路了。第一波先要求新建公有建物達到近零耗能。可是，這個頗具野心的目標有個問題：多「近」叫做「近」？很妙的，歐盟並未對「近零耗能」定義賦予一致標準，反而開放各自表述，各會員國可就國內現況與市場機制，以成本效益（cost-effectiveness）原則加以定義，讓不少人擔心，近零耗能建築規範最後會否淪為一場數字遊戲？

2015年，歐洲建築性能研究所（ Buildings Performance Institute Europe, BPIE）分析過各國的近零耗能定義，並發表《Nearly Zero Energy Buildings Definitions Across Europe》報告，結果發現各國設計的近零耗能建物初級能耗範圍，竟然相差超過10倍！每年每平方公尺用電量從25度到270度都有，顯然某些國家的標準過於寬鬆。

不僅如此，歐盟還允許用購買「部分」綠電的方式達到近零耗能，「部分」是多少？又是另一個玄機。艾勒曼忍不住批評，此種作法如同「漂綠」（Greenwash），就某種程度而言，即便能源效率表現不佳的建築，只要買了綠電，便可宣稱自己是「綠」建築！

BPIE德國計畫負責人史都威（Sibyl D. Steuwer）則認為，由於會員國橫跨不同氣候帶，各地的能源價格、施工成本、和建築形式都不同，導致能效的計算方式也不一樣，為了讓政策具備經濟可行性，歐盟才決定以「成本效益」作為要求原則。

※ 本文與「低碳生活部落格」合作刊登

中國為全球農業重要起源地之一，農耕歷史達七、八千年，相關古農書有一千種以上。農書中記錄了許多具體生產技術、植物學、土壤學、氣候學相關知識，成為近代農業文化遺產研究主要對象。隨後由於諸多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了大量農業遺物，考古發現為傳統農業文化遺產研究注入新血。然而，中國真正開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行動，則在2005年後。

積極推行GIAHS 中國設立15處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地 

中國是最早積極回應並推行FAO「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項目的國家之一。在中國農業部、中國科學院、聯合國大學的共同合作下，「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於2005年6月成功申報為中國第一處、世界第一批GIAHS保護試點，開啟了中國對於系統性農業文化遺產的調查、保護和發展的新階段。

截至2018年2月，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系統中的遺產地總數達到50處，中國即有15處，包括：浙江青田稻魚共生系統、雲南紅河哈尼稻作梯田系統、江西萬年稻作文化系統、貴州從江侗鄉稻魚鴨系統、雲南普洱古茶園與茶文化系統、內蒙古敖漢旱作農業系統、浙江紹興會稽山古香榧群、河北宣化城市傳統葡萄園、江蘇興化垛田傳統農業系統、陝西佳縣古棗園、福建福州茉莉花種植與茶文化系統、甘肅迭部紮尕那農林牧複合系統、浙江湖州桑基魚塘系統、山東夏津黃河故道古桑樹群、中國南方稻作梯田等。

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對象包括傳統農業生產系統的所有組成要素，包括品種資源、傳統農具、傳統村落、田地景觀、生物多樣性等有形資產，同時也包括傳統知識、民俗文化、農耕及資源管理技術等無形資產。這些農業文化遺產具有生態與環境、經濟與生計、社會與文化、科研與教育、推廣與示範等多元價值。

農業文化遺產保護 面臨老齡化、生態系統退化等挑戰

然而，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面臨諸多問題，包括：相對效益降低、適齡勞動力大量外流、現代觀念的衝擊、多重價值認識不足、生態系統退化與破壞、傳統農業技術和農業景觀遺失與廢棄、農業規模化與產業化發展滯後、農戶的利益分享與激勵不足等。在保護策略則採取「政府推動、科技驅動、企業帶動、社區主動、社會聯動」之「五位元一體」的多方參與機制。

政府和科研單位是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支柱。2012年起，中國農業部啟動重要農業文化遺產的調查和評選工作，分別於2013、2014年通過兩批申報與評選，共計39處傳統農業系統入選中國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包括林業19項、種植業14項、農業複合系統4項、其他2項。其中，歷史在一千年以上的農業系統有24處，位於少數民族地區則有20處。此外，中國農業部在2014年初，聘請農業、資源、生態、經濟、社會、歷史、文化等相關領域25位院士、專家組成「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參與中國「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評審、相關政策制定、國際科研合作和技術交流等工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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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江州、李映輝、熊禮明(2012) 中國農業文化遺產的研究。中國農學通報，28(9): 302-306。
• 孫慶忠、關瑤(2012) 中國農業文化遺產保護：實踐路徑與研究進展。《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9(3): 34-43。
• 閔慶文、何露、孫業紅、張丹、袁正、徐遠濤、白豔瑩(2012) 中國GIAHS 保護試點價值、問題與對策。中國生態農業學報，20(6): 66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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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閔慶文、張碧天(2018) 中國的重要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發展研究進展。農學學報，8(1): 229-236。
• 葛佩佩、張建國，蔡碧凡、張明如(2016) 農業文化遺產保護與開發研究進展。農學學報，6(11): 95-100。

※ 本文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合作刊登

英國衛報報導，根據最新研究，熊蜂會偏好含有農藥殘留的食物，機制類似吸菸者對尼古丁成癮。

研究顯示，熊蜂攝食的尼古丁類化學物質越多，就越偏好含尼古丁的食物。如此一來，被農藥污染的花蜜影響整個蜂群的風險就遠比過去所想得高。2015年也有《自然》期刊研究指出類似的成癮現象。

在最新系列研究中，一組英國研究人員提供熊蜂兩種糖水，其中一種含有新菸鹼類農藥。隨著時間拉長，熊蜂越來越偏好含有農藥的糖水。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的吉爾（Richard Gill）博士說：「如果有其他選擇，尚未暴露於新菸鹼類的野蜂似乎可以避開含新菸鹼類的食物。然而，當野蜂個體接觸到越來越多含有新菸鹼類的食物，就開始對它產生偏好。」

「有趣的是，新菸鹼類在昆蟲體內作用的神經受器，類似於哺乳動物中尼古丁的受器。」

「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熊蜂對新菸鹼類發展出偏好，出現類似成癮的行為，跟人類對尼古丁成癮的狀況很像，但還需要更多的研究來確定這一點。」

有爭議的新菸鹼類農藥在化學上和菸草中的成癮物質尼古丁很類似。2013年，歐盟對三種廣泛使用的新菸鹼類農藥發布部分禁令，因為有證據表明它們可能對蜂類有害。儘管包括英國全國農民聯盟在內的部分團體強烈反對，禁令現已擴大到涵蓋所有在溫室外種植的農作物。

科學家花了十天時間追踪十個熊蜂群。每個蜂群都可以進入自己的覓食區，研究人員在那裡設置了糖水分配器。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生命科學系首席科學家阿爾塞（Andres Arce）博士說：「許多關於新菸鹼類的研究只用含有農藥的食物餵食蜜蜂，而實際上，野蜂可以選擇覓食地點。我們想知道熊蜂是否可以偵測到農藥，並透過攝取我們提供的未受污染的食物來學習避開農藥。」

「雖然起初看起來熊蜂確實避免含有農藥的食物，但我們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熊蜂攝食含農藥的食物次數增加了。我們現在需要進一步研究為什麼會發展出這種偏好。」

該研究結果發表在《英國皇家學會學報 B》（The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吉爾博士補充說：「雖然新菸鹼類有爭議，但如果不了解替代品對非目標昆蟲的影響，我認為必須靠現有知識和進一步研究，才能更負責任地指導新菸鹼類的使用，完全禁用未必是最佳解。」

參考資料

• 英國衛報（2018年8月29日），'Like nicotine': Bees develop preference for pesticides, study shows

台灣本島出現一隻漂亮的外來蟲子「龍眼雞」，燒開了當今攝影團體跟拍的風潮，也燒出一堆莫名的無知。

在任何專業領域之中，隔行如隔山，有很多理所當然的知識或常識，對一般人而言，往往是畢生從未接觸或耳聞的艱澀學問。你我非神仙，誰都不能置身於這個現實之外，所以我認為，無論是我自己或他人，「無知」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根本不必妄自菲薄或嘲諷鄙視。

但是，我就很不能接受無知的人還自以為是，故作聰明（字級要加大加粗）。今天聽到有人大喊「龍眼雞不是雞」，試圖要為這種剛剛入侵台灣的蠟蟬正名。這就是我很不能接受的無知還強出頭。

從2012年初起，我的長期臉友應該就不只三兩次看過我分享龍眼雞的圖片，記憶不差的人，應該還對這幅由10多張作品組合的眾雞圖印象深刻。因為我為了促進台灣朋友到訪金門從事生態觀光，還曾不遺餘力邀大家到金門找雞、拍雞。 

我當然早就介紹過龍眼雞名稱的由來，再不然，至少2011年底發行的《金色島嶼的六足精靈》，上冊218~221頁書中有詳細的介紹。你無知不讀書，還不肯上網查資料？沒關係，我今天可以更詳細的釋疑說明，龍眼雞就是雞。

這是一種台灣本島亙古以來就不存在的低海拔常見昆蟲，主要分布於東亞大陸與東南亞大陸，所以中國大陸就是牠的主要產區之一。說你耍無知，是因為你只知道牠是蠟蟬的一種，你從來不曉得自古以來的華夏地區，在《本草綱目》與《爾雅》之中所記載的〈樗雞〉，就是蠟蟬。再簡單一點說，所有的蠟蟬在中國的古名就叫做樗雞，只是此雞非彼雞，懂嗎？由於這種漂亮常見的樗雞經常出現在龍眼樹幹上，所以牠自古以來的中文名稱就叫做「龍眼雞」。

「龍眼雞」就是「龍眼雞」，你胡說的正名其實根本是亂改名好嗎？更無知的是，竟然說龍眼雞可能是台灣的特有亞種昆蟲，我昏倒！

（2）

台灣本島以前沒有龍眼雞，如今確認了牠的出現，甚至還有穩定的族群棲息，這樣稱龍眼雞是外來種昆蟲，對嗎？不會太武斷了一點？大自然無奇不有，難道都不可能以前沒人發現嗎？

以上就是對昆蟲生態外行的質疑，如果沒時間、沒興趣回答這些問題，那就視而不見，我不會無端訕笑或惱怒的。因為昆蟲的地理分布、族群擴散與人為干預所造成的非自然分布等問題，這些相當奧妙的特殊昆蟲生態，我本來就相當感興趣，所以特別在臉書開了一個新相簿，以後就用來談外來種昆蟲的問題。

人類對大自然的了解相當有限，昆蟲的種類這麼繁多，在台灣每年都還是常有新種昆蟲被發現、命名，為什麼就敢斷言龍眼雞是台灣本島的外來種昆蟲呢？ 

因為當今許多新種或新記錄種昆蟲的發現，幾乎全都是很冷門、很微小或是很難到達的深山棲息地分布種。龍眼雞是一類大型、美麗的優勢種蠟蟬，牠主要以刺吸式口器吸食龍眼樹枝幹的汁液維生，棲息在這些人們很容易到訪的經濟作物上，怎麼可能早早以前都沒人發現？更何況，遠在百年前日治時期開始至今，不少昆蟲相關學者早就針對台灣島上的昆蟲資源開始有系統、具規模的調查統計，如果龍眼雞是台灣島上的固有生物，那牠的第一筆文獻記載，恐怕會遠遠超過100年，哪可能晚到現今才出現觀察紀錄，還是由非昆蟲研究相關的人所公布？綜合這些客觀事實，台灣所有熟稔昆蟲生態的學者、專家或昆蟲愛好者，都會毫不遲疑地告訴大家，龍眼雞就是台灣島上新進的外來種昆蟲。

認定牠是外來種生物，那又如何確定龍眼雞是人為入侵種呢？難道牠不可能是自然因素移入而歸化的嗎？

是自然歸化，還是人為入侵？事涉龍眼雞到底應不應該存在於台灣的戶外生態環境中，這是很嚴肅的生態課題，我以後一定會細談。不過既然龍眼雞不是台灣島上的固有生物，還有外行人要一口直斷，說牠可能是台灣的特有亞種昆蟲，那就難怪遭受別人惱怒、訕笑，簡直就是無知者在耍白癡。

（3）

熟悉台灣昆蟲的人，都會認定龍眼雞是這兩年左右才移入台灣寶島的昆蟲，那牠到底是自然歸化，還是人為入侵？這個問題的肯定答案只能問老天爺或攜入者當事人，既然兩造我們都不可能接觸到，那最可能的正確答案，只能用嚴謹、客觀的態度來分析，當然不能因為對牠的好惡而信口開河。

要談龍眼雞是否可能是自然因素的移入，首先就要了解台灣這個四周被海洋隔離的島嶼上，各種昆蟲可能移入的管道與方法。其實台灣很多昆蟲主要的種源是來自中國大陸，那這些昆蟲都是隔海飛來的嗎？不，在每一次冰河期來臨時，台灣島和東亞大陸之間的海平面會大幅下降，於是台灣海峽上會浮現連結兩岸的廣闊大陸棚，我們也將牠稱為陸橋。在這少則近萬年的大冰河期中，大陸棚上會陸續長滿植物，也提供各種動物、昆蟲兩邊移動交流，直到冰河期結束後再把台灣島孤立於海洋之中。

昆蟲第二種移棲台灣的管道當然可以靠飛行，基本上那都屬於少數擁有長途飛行能力或滑翔能力的物種，例如蜻蜓、飛蝗或近年被證實族群經常往返於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青斑蝶，牠們都是具有長途飛行能力的種類。同樣的，還有其他多種斑蝶亞科的成員，也都有長途飛行的能力，台灣哪天從海外飛來一種新紀錄的斑蝶，這都是不讓人意外的昆蟲生態。另外，就算不是斑蝶，一樣會有其他蝶種也常因為颱風季節的風力助長，半飛半送中被吹到台灣來。隨著颱風的動線機率，加上台灣東方太平洋近海沒有陸塊或大型島嶼，所以這些因颱風外力而來到台灣的昆蟲，種源大多數是來自菲律賓北部，而且牠們就算能落地生根，族群也多半棲息在台灣的南端。

還有一種能讓昆蟲移棲台灣島的奇妙自然外力，那就是洋流，最典型的代表則是黑潮。因此很多浮水性植物、果實或枯木，經常藉著潮流的推送在不同陸地間上下岸，棲息於其中的許多昆蟲或牠們的幼蟲、卵，就會跟著漂浮的棲息物上下岸擴散族群。所以台灣東南部、蘭嶼、綠島、龜山島、東北角海岸，才會有一些特殊的昆蟲相，與菲律賓、日本琉球群島之間的物種，彼此有著密切的親緣關係。 

回來談龍眼雞，牠不是台灣的固有種，當然就不是在遠古冰河期從華東陸地搬遷來台的。那牠有翅膀，也會飛行，有可能是從族群分布離北台灣最近的福州市附近飛抵台灣的嗎？ 

基於承接金門昆蟲調查與拍攝工作的緣由，2010~2016年間我經常住在金門租屋處。根據我在金門長期的觀察，屬於金門固有種的龍眼雞，牠是一種飛行能力或滑翔能力都很差的大型蠟蟬，最活躍的繁殖季節中，在樹幹上嚇跑一隻龍眼雞成蟲，牠們幾乎很少飛行超過3、40公尺，接著就會找地方停棲落腳；如果是像現在8月下旬至9月上旬的羽化尖峰期，這些新生的成蟲更是不擅飛行，徒手就很容易從龍眼樹幹上捕捉下來。再一個證據，成立超過20年的金門國家公園，它的所在地中山林地區有一些早就栽植的龍眼樹，長年來苦無龍眼雞的族群供生態觀察，一直等到我從大約10公里外的安瀾國小引入種源，隔年中山林旁的乳山地區，從此就棲息著大量的穩定族群。

從以上的實地觀察經驗與實驗結果來推估，要問我龍眼雞是否有能力從福建飛行大約200多公里，到達五股或八里落腳？絕不可能。那颱風半吹半送或洋流漂送呢？很抱歉，近年沒有颱風從對面福建吹到台北的，而且菲律賓沒有龍眼雞。

排除了各種自然因素移入的可能後，當然就只剩人為因素。所以剛聽見台灣北部有龍眼雞族群，我就很戲謔的判斷87%以上機率可能是某個人刻意引入台灣野放的。其實這不是武斷瞎猜，自己從年輕就喜歡昆蟲，接觸過各種類型的昆蟲愛好者，單單我親自遇到或聽見的，就有三個將龍眼雞活體從金門攜帶或郵寄回台灣的實例，而我沒遇到或聽到的，恐怕不只十倍。為什麼呢？同理心來判斷，任何一位喜歡收藏昆蟲標本的朋友，初次遇到這麼美麗的大型昆蟲，絕對沒有不抓牠回家製作標本的道理。而稍內行的蟲友如果不是長期旅居金門，採集牠們後一定不會當場毒死這些活體，以免標本顏色褪變。更何況金門與台灣之間屬於國內航線，帶龍眼雞活蟲入出台金兩岸機場，在法律上沒有違法之虞，帶幾隻活蟲回台灣向其他蟲友分享、炫耀、餽贈，這都是我能揣摩到的心境。

嚴肅的課題來了，無論是學術或業餘的標本收藏者，會不小心讓帶回家的活蟲逸飛，還逃出戶外的機會不高。而且龍眼雞的飛行力極差，不慎飛走的要再抓回來，不難。別忘了，不慎飛走抓不回來的，還要剛好是雌蟲，才有機會在野外繁殖後代，更別提一年之中只有在5、6月短短數周內，才有交配過的受孕雌蟲，其他從9月到隔年4月整整8個月的時間中，任何一隻雌蟲都是不曾交配的小妞。所以整體而言，正常昆蟲標本採集收藏者，讓龍眼雞不慎逸出而入侵台灣野地的機率，真的是低中之低。

那還有誰？越分析就越難堪了。我絕對不是無的放矢，在我這30多年的接觸經驗中，所有認識的昆蟲標本收藏喜愛者中，不論是科班出身或是業餘興趣接觸後變內行的，不乏一些人樂於把自身的昆蟲採集成果或觀察心得，公諸於學術論文或科普書籍出版中，而其中極少數人，不知道本於怎麼樣的心態，他們慣於虛構驚人的罕見故事情節，或捏造誇張的自製數據。我確切的親身經驗中，就熟知有二人，相信應該還不只。例如，有人喜歡出國採集或自國外郵寄引進某種昆蟲活蟲或蟲卵，在台灣飼養到羽化、拍攝之後，最後竟然敢公布他在台灣某地採集到、觀察到某種早已在台灣絕種數十年的昆蟲。或者，藉著出國觀光採集或購買標本的機會，回國的一段時日之後，突然發表他在台灣某某地點，採集到遠在數千公里外國家才有分布的迷蟲，或是疑似人工飼養的美麗逸蟲。擁有這類特質的昆蟲人，把龍眼雞活蟲帶回台灣特定地點野放，等確定牠們在野地自然繁殖成功，他們的心態就是要虛榮於第一個發現台灣有龍眼雞的人。果真如此的話，那就不排除在還沒有公布偽造觀察成果之前，被其他愛好攝影人士意外發現後捷足先登給公開了？

還有其他機率更大、更惡劣的可能，還記得多年前旗津地區有野地繁殖的一群變色龍吧？大家公認合理懷疑是某個不肖寵物業者的傑作，將族群繁殖在野外私密地點，自己好每年輕鬆採集回收，販賣牟利。同理，若說有不肖標本商業者，把漂亮的龍眼雞用這種雷同的手法野放繁殖，打算每年採集回收販賣，我一點也不意外。換言之，最近一兩年有在販賣龍眼雞標本的昆蟲商，恐怕就有私下在台灣野放龍眼雞的嫌疑。當然啦！他們會誆稱他的貨源是金門的。我真的得罪了會販賣龍眼雞的所有標本商，我想應該不只一兩個人吧？抱歉全都被我拖下水了。

我能想到最後一個可能的不肖狀況，就是近十年來，隨著數位相機的普及、精緻，台灣出現了好多對生態毫不關心，卻自稱、號稱生態攝影大師的人，他們經常號召一些同流合污者，甚至開班教授一些無知的初學者，在各地景點集體用大砲鏡頭拍鳥，而最讓生態界人士詬病的低劣手法，是他們不愛使用偽裝帳篷慢慢等候野鳥的接近，他們專門挑選好具噁爛美的環境、擺設好假掰的人工背景，接著用特定食物誘集野鳥，或用錄音機撥放特定鳥音，引來領域中的鳥主人試圖過來驅離假敵鳥，在非自然的狀態下，輕鬆取巧拍到許多野鳥的偽生態照。如果這些低端的不肖拍鳥人，到訪金門拍鳥的期間巧遇龍眼雞，他們將龍眼雞活蟲帶回台灣，放上龍眼樹，讓沒去金門的同伴拍攝而導致龍眼雞入侵繁殖，我也一樣不意外。甚或，刻意將龍眼雞自金門攜入後野放繁殖，方便今後年年可以帶學員到他們預先野放的地點拍照圖利。

無論是哪一種心態讓人將龍眼雞在台灣戶外刻意野放，我認定這是整體機率最高的一類。其實還有一個可以加強這種看法的理由，因為北台灣在這短短兩年之中，龍眼雞的穩定族群，竟然同時出現距離相聚大約10公里之遙的五股與八里，這完全顛覆我對牠們族群擴散能力很弱的印象。因此才會研判很可能是某個糟糕的人，把不同個體野放在這兩處地緣關係相近，距離又超過兩三公里以上的地點。

那我怎麼不肯定有99%以上機率是人為野放的呢？其實各類昆蟲人為因素入侵台灣的管道非常多，而且大部分是屬於非刻意引進的人為機會。那就是牠們自行躲在車、船、飛機、蔬果、木材、園藝苗木…中，無意間藉著人們交通旅行或商品進口、走私而被送到台灣來的。不提世界共通的環衛害蟲或經濟作物、蔬果重大害蟲，其他還有不少另類的昆蟲族群擴散生態，以後有機會我再慢慢介紹。這回單就龍眼雞來講，還是不能完全排除非刻意引進的人為因素，只是機率非常非常低。

第一， 龍眼雞不是夜行性昆蟲，也沒有趨光性，非常不可能自行飛抵貨船、漁船中躲藏，而在無意間被人運送來台。

第二， 龍眼雞一生中不論卵、若蟲與成蟲各生活史型態，完全都棲息在寄主的樹幹上，細小苗木上有蟲卵的機率幾乎等於零，所以牠們也不該是隨苗木或龍眼果實入侵的。更何況只聽過台灣常有苗木輸出到金門，沒聽過金門有栽培什麼苗木可以輸入台灣的。

第三， 唯一稍有可能的，是龍眼雞成蟲越冬個體躲在車、船、飛機上，最後隨著這些交通工具入侵台灣的。可是，金門冬季在龍眼樹幹上還是有機會見到龍眼雞，牠們跟荔枝椿象在冬季完全離開寄主去他處躲藏越冬的生態不同。我冬季在金門居住的時間非常少，或許我對龍眼雞越冬狀態掌控不足，不過因為龍眼雞的飛行能力遠遜於荔枝椿象，說牠們要離開樹叢去交通工具上躲藏，我能想像的最大可能是軍營的炮、車等軍事設施。不過，國軍從金門大量撤軍回台是更早的事，而龍眼雞是這兩年左右才入侵台灣的，兩者關聯性不高。

所以囉！我鄭重推估判斷，龍眼雞有87%以上機率可能是某個人刻意引入台灣野放的。XDD

＊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

環團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4日發佈調查初步結果，指出台灣海域幾已遭海漂垃圾包圍，最高密集處每平方公里達近2000件垃圾，其中又以嘉義、高雄、屏東、新北最為嚴重，海域上的海漂垃圾有66％是塑膠，其次是保麗龍，佔17％。國際淨灘日在即，黑潮呼籲政府除了舉辦大型淨灘活動，更應該加速海域垃圾的清潔與建置管理、監督機制。

更讓他們震驚的是，在高雄紅毛港外海發現不明濃稠泡沫，呈帶狀出現，經化驗有超標的「酚」。東華大學海洋生物研究所所長孟培傑解釋，酚屬於一種環境賀爾蒙，經食物鏈恐對海洋生態與人類健康都造成影響。黑潮初步推估可能來自煉油、造紙業的工業廢水，但發現點距離港口不遠，也可能是船舶排放廢污水、壓艙水所致。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署長黃向文當場表示，將會啟動酚的全台背景值調查，並設計一套海域污染完整的檢舉機制。

黑潮在5月底進行「島航計畫」，出船繞行台灣一週，除了作家吳明益、廖鴻基、畫家王傑隨船進行紀錄與創作，更對全台海域的塑膠微粒、溶氧量、水下聲景三項目展開研究，今針對發佈海漂垃圾的部分發表初步調查結果。

黑潮執行長張卉君表示，塑膠微粒的調查尚在整理，未來將會再發佈結果，黑潮也打算繼續從海域上調查這些海漂垃圾。這次是台灣首次從海域上對海漂垃圾進行普查，卻是民間走在前面，張卉君提醒，目前海洋污染防治已由海保署負責，應該展開長期系統性的規劃與建立檢驗標準，但海保署目前還沒有專屬的檢測機構，遇到緊急狀況還需請求支援。張卉君指出，台灣海域的範圍是陸域面積的4.7倍大，但海漂垃圾問題受到的注意卻不如陸域與海岸，政府應該加緊腳步，相關部會應積極分工合作。

海漂垃圾密集處每平方公里2000件 僅次太平洋熱帶環流、麻六甲

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所研究生邱靖淳指出，黑潮5月在海上航行了12天，以目視法進行調查，一次15至30分鐘，在選定的範圍中紀錄看到的總類、數量，調查長度達670公里，有76％的航次有目擊到海漂垃圾。

這些包圍台灣海域的海漂垃圾以塑膠為最大宗，共有66.3％，其次為保麗龍，17.2％，漁業相關也佔了7％。

這些觀測點的海漂垃圾密度從每平方公里0件到1958件，靠近陸地、河口、潮流交界處為高密度的地段，其中又以東北角到北海岸尤其深澳一段，以及蘭嶼兩地是密度最高的地方，基隆市、北海岸、嘉義八掌溪、高雄、小琉球皆有出現海漂垃圾的匯集點。

邱靖淳表示，台灣海域的海漂垃圾狀況，扣掉密集的點後，平均起來跟全球統計的數據相當，約每平方公里29件，但是最高密集的地區，狀況相當嚴重，僅次於太平洋熱帶環流、麻六甲海峽。

黃向文表示，海廢分布的變異性很高，人類遊憩活動、洋流都是因素，海保署對海漂垃圾的治理，將設法找到源頭，有效減少垃圾。

寶特瓶、廢棄漁具及保麗龍為大宗 海保署設法源頭減量

黃向文統整了各縣市政府的資料，指出2018年上半年度各縣市調查到的海洋垃圾中，資源垃圾占7.4%（寶特瓶2.9%，鐵罐1.1%，鋁罐0.7%，玻璃罐2.4%，廢紙0.3%）。非資源垃圾占92.6%（竹木10.7%，保麗龍6.8%，漁網漁具8.0%，其他無法分類之垃圾67.1%）。

資源垃圾當中，以寶特瓶比例最高。非資源垃圾當中則以廢棄漁具及保麗龍的比例為多。

這些海洋垃圾來自岸際、海漂、海底廢棄物，均因人為活動所產生。因海象、暴雨沖刷、生活廢水排入、管理不善的工廠排廢及近岸遊憩等因素，而漂到海岸上或沖刷至海中；或因海上作業，部分船舶不慎遺失漁網或漁具而產生船舶垃圾及漁業廢棄物。海洋垃圾的來源組成複雜，但關鍵是源頭減量、預防及移除、落實管制措施、擴大公私合作參與及強化海洋污染防治執行，並推廣海洋環境教育。黃向文表示，將先從港口加強管制船隻的排污、垃圾、漁網等漁具不再任意拋入海中開始。

黃向文表示，現階段海保署在下半年將持續環保署及縣市合作的政策，包括共同清除海洋垃圾並鼓勵環保艦隊運作等，未來則將從相關統計資料中，分析海廢調查、海廢分布及組成，彙製海廢重要清除熱點。

參考資料

• 黑潮20島航計畫 - 繞島專頁

In recent years, Kaohsiung City Government (KCG) has been actively promoting the goal of becoming an “eco-city”. After the KCG merged with the surrounding Kaohsiung County Government, the government's administrative area expanded to include the countryside and surrounding mountainous regions as well as the metropolitan area. The diverse natural landscapes in Kaohsiung now include mountains, hills, badlands, plains, wetlands, and much more. Despite being a major industrial city with almost 3 million residents, Kaohsiung has mountains, rivers, and sea ports, together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rich in both culture and nature.

Through active international particip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 KCG has vowed to become an international city devoted to planning and managing global changes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KGC is planning wetland and park restoration projects to mitigate the extreme weather that accompanies climate change. Kaohsiung is keen to transform itself into an eco-city, where humans and all other life forms coexist in harmony. Core to achieving this vision is to interconnect all parks, conservation areas, and wetlands in Kaohsiung to form the “Kaohsiung Wetlands Ecological Corridor”.

As for the work o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the KCG joined other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in signing the “Local Action for Biodiversity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LAB MoU)” in 2011. Signing the MoU demonstrates Kaohsiung’s pledge of enhancing loc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by joining ICLEI and ratifying the LAB MoU

LAB, shorts for “Local Action for Biodiversity”, is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jointly launched by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Local Environmental Initiatives (ICLEI) and the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 (IUCN). This initiative provides an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platform for local governments willing to commit and assist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to improve and better manage loc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Citie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addressing current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issues. Organizations comprised of c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such as ICLEI are valued by the UN for the initiatives that they take towards creating sustainable cities. In 2012, several cities in Taiwan - including Kaohsiung, Taipei, New Taipei, Taichung, Pingtung, and Yilan - joined ICLEI. Together, these cities have participated in discussions and initiatives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LAB MoU signed by the KCG pushes to accelerate local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from a political perspective. Signatories should work to consolidat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t all levels to create a biodiversity action network, which would facilitat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ssues, and thus be able to more thoroughly incorporate biodiversity in governing.

To achieve these objectives, the KCG proposed the three-year “Kaohsiu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rt-Term Action Plan” in 2012. During this period, an interdepartmental task force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KCG’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mmittee was put in charge of coordinating the interdepartmental meetings, examining Kaohsiung’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resolving operational problems, as well as making improvements to the action plan.

Results from the Kaohsiu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rt-Term Action Plan

Seven strategic directions have been set by various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according to the KCG’s 2015 report. They are: (1)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2)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3) ecology-oriented engineering, (4) urban land-use plan, (5)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6) stronger partnerships, and (7) integr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Eighty five out of the one hundred and seven projects proposed by the various divisions were accomplished within the three years.

The KCG’s initiative towards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involves actions from every department. These include developing a biodiversity database for Kaohsiung City; designing a biodiversity map app for smartphones; managing the “Kaohsiung Wetlands Ecological Corridor” and green spaces and parks; collecting and organizing marine biodiversity resources; hosting community ecology survey workshops; signing the “ecology survey memorandum” with local NGOs; managing conservation areas and natural landscapes; preventing and managing invasive species; and preserving Hakka and indigenous knowledge of biodiversity resources.

Amongst these initiativ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Kaohsiung biodiversity database sets a cornerstone for future conservation actions and policies.

In 2011, the KCG commissioned the Kaohsiung Wild Bird Society (高雄市野鳥學會) to conduct surveys on Kaohsiung’s biodiversity. This survey collects basic information on local ecological resources. Later, the information was transformed into e-books and apps for smartphones. This may enhance local residents’ understandings towards Kaohsiung’s biodiversity.

Furthermore, local biodiversity hotspots and ecologically sensitive areas can be identified for future development reference after setting up this biodiversity database simply by overlaying conservation layers with urban planning layer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contents of the database, the KCG invited the Forestry Bureau of the Council of Agriculture, the Endemic Species Research Institute, the National Parks Divis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the Water Resources Planning Institute of the Water Resources Agency, and the Research Center for Biodiversity of Academic Sinica to join this work. These institutes work side-by-side on how to exchange and share the information collected. This is to ensure that the Kaohsiung Biodiversity Database is comprised of all the essential information.

Currently the database collects over 145,000 records of 2,522 species. Kaohsiung is home to two endangered species, the Formosan black bear (Ursus thibetanus formosanus) and the Eurasian otter (Lutra lutra). There are also nine rare and valuable species, such as the yellow-throated marten (Martes flavigula), the Chinese pangolin (Manis pentadactyla), and the masked palm civet (Paguma larvata). The geolocation of these species with other attributes of basic information are all displayed in maps.

Chang Hsueh-Wen (張學文), profes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notes that conservation does not use a top-down approach, far from it. H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crucial to establish local biodiversity databases. If all counties and cities could work together, there will be new data inputs every year. With participation from local residents in conducting ecological surveys, we can establish a fully adequate biodiversity database.”

In addition to exchanging information wit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enrich the database, the KCG also signed agreements with eight local NGOs and communities to conduct ecological surveys. Through voluntary surveys, a community can not only help to update ecological information, but also provid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This can be the foundation for developing an ecological community.

Implementing Satoyama Initiative in the Yellow Butterfly Valley of Meinong

According to the "Kaohsiung Metropolitan Area Biodiversity Survey", completed in 2012, the areas with relatively high  biodiversity in Kaohsiung are Yellow Butterfly Valley in Meinong (美濃黃蝶翠谷), Yuanjhonggang Wetland (援中港濕地), Jhouzai Wetland (洲仔濕地), and Banping Lake Wetland (半屏湖濕地).

Meinong’s Yellow Butterfly Valley is a low altitude secondary forest, i.e., a re-grown woodland. The forest’s complex vegetation and environment makes it unique amongst other city parks and green spaces. The fauna is rich in diversity and it is one of the only areas with an old-growth forest in Kaohsiung.

Meinong is located in a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foothills and plains, a region high in biodiversity, and an importa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center. The KCG’s Agriculture Bureau initiated a localized “Satoyama Initiative” in Meinong in 2015. In 2017, the KCG worked with eleven farming households to implement this initiative. The goal is to bring in revenue to the farmers and to protect the foothill ecology by helping the farmers obtain Green Conservation Certificates to raise the value of the produce, as well as to offer farming tours.

The participating farming households of the Meinong Satoyama Initiative keep a green belt that has attracted many bird species around their rice paddies. There have even been sightings of  the rare Chinese black-winged kite (Elanus caeruleus), which forms the second rank of protected species out of a 3 tier system used in Taiwan. Local tea grove plantations that refrain from using herbicides draw many bird species, butterflies, and wildlife such as the crested serpent eagle, and indicator species like the Reeves's muntjac and the ornate rice-frog.

These farmlands are both home to distinct wildlife and areas of food production. The popular farming day tour introduced by the Agriculture Bureau enables tourists to experience local cultivation and ecology. These tours encourage both the local residents and tourists to protect the landscape and thus fulfill the spirit of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Sustaining Kaohsiung’s Conservation policies to make “eco-city” more than a catchphrase

From signing the LAB MoU to promo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in Meinong, the KCG’s policies and actions towards conserving biodiversity have been considerably successful. In the long run, however, whether or not conservation policies will continue to be expanded will require sustained management and supervision.

Lin Kun-Hai (林昆海), an established conservationist, pointed out that the KCG was more active when it first participated in ICLEI and oth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KCG was committed to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policies across different divisions. However, since the short-term action plan was completed, the coupled policy packages are no longer being put into practice.

According to Lin, the lack of follow-up policies have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Liu Shyh-Fang (劉世芳), the then Deputy Mayor of Kaohsiung, was a committee member of the East Asian branch of ICLEI. With her ceaseless devotion to promoting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Kaohsiung was able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many relevant policies. However, it is a shame that this work seems to have stopped due to a change of division heads. For example, climate change increased torrential rain in Kaohsiung. Yet, the Public Works Bureau  continues to use cement instead of trying to transform Kaohsiung into a “sponge city”. Additionally, the KCG decided to build Road 1-4 even though it cuts through important resting sites utilized by the black-faced spoonbills (Platalea minor) living in the Cieding Wetlands (茄萣濕地).

Lin emphasized that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should not be affected by the  rotation of division heads. The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s should work on mainstreaming biodiversity and making Kaohsiung an “eco-city”.

The original article can be found here.

在文化部前瞻基礎建設再造歷史現場計畫中，高雄市政府以「左營舊城見城」和「興濱計畫－哈瑪星港濱街町再生」二案獲得補助，分別有12億元和7億元的經費正在執行。根據高雄市文化局見城計畫說明，「希望藉此契機，檢討文化政策，從整體城市歷史書寫與市民集體記憶的角度出發，強化市民對高雄在地歷史與文化之認識，並試圖扭轉高雄工業立市的既定意象，建構城市發展的共識與方向。」

另一方面，興濱計畫則強調，「鑑於鄰接之駁二藝文特區建設有成，吸引無數人潮漫遊其間，為再創哈瑪星港濱榮景，期透過親山、築港、復鐵、興町等四大主軸，逐步復興哈瑪星歷史場域，演繹『興濱』計畫二部曲，為現代高雄城市轉型，寫下光輝燦爛的新頁。」

由市府文化局主導的兩項再造歷史現場計畫，雖然執行面向橫跨市府多個單位，並與民間團體合作推廣，然而整個計畫有數億經費在執行，關心高雄整體文化政策與未來發展的民間團體不禁要問，高雄歷史文化的價值定位由誰來決定？實際細部計畫的內容為何？公民從何監督？

公民會議由下而上凝聚文化政策共識

文化部今年補助地方及民間團體舉辦文化論壇，希望透過公民會議的舉辦，擴大民眾參與文化政策，由下而上推動文化事務，作為政府施政參考。高雄目前即有四個民間團體正在舉辦不同主題之公民論壇，包括「2018高雄公民文化論壇」、「全國眷村文化資產活化再利用論壇」、「大林蒲願景工作坊」及「舊港區文化資產與歷史場域永續發展會議」。

其中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就以「誰的歷史港？」為主題舉辦公民會議，希望探討高雄第一港口舊港區文化資產和歷史場域的相關保存議題和未來發展。 

打狗文史再興會社在2012年哈瑪星地區興濱街廓面臨要拆除改建停車場時，匯集了在地關心文史青年而成立，隨著街廓保存運動成功，舊港區也逐漸受到重視，觀光、政府計畫和土地開發等壓力不斷湧現，過去沒有產權的老屋卻因都市計畫更新而受到關注。

「這是誰的歷史港？」公民會議計畫主持人林佩穎在說明會上解釋，「舊港區的生態近年面臨劇烈變化，政府部門預計在這裡做些什麼？我們希望能更明確地了解，這次公民會議，有沒有機會用大面向來討論街廓保存的問題？」希望召募關心高雄文史發展的公民報名參加。

舊港區除了商業開發  尋求文化觀點的想像

高雄舊港區包含第一港口周遭的鹽埕區，以及部分的旗津區（旗後舊聚落）、鼓山區（哈瑪星）等地，與高雄市的城市發展有深厚的文化歷史背景淵源。

隨著產業變遷，高雄第一港口周遭面臨轉型，高雄港務公司與高雄市政府成立的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掌握著舊港區的土地開發。

今年新開幕的「棧貳庫」就是最新商業開發案，不僅運用舊港區的土地資源，更有橫渡高雄港的渡輪航線可使用。對於舊港區的轉型和再利用，延續著駁二特區的發展模式，民眾質疑的是，這樣的發展想像是誰說了算？市府的決策和相關資訊是否夠透明？

林佩穎表示，關於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的所有資訊，民眾並無公開資料可以取得，另一方面，文化局的興濱計畫執行再造歷史現場，卻主動拆除了戰後有歷史價值的港務公司老宿舍，這樣的矛盾和不透明，正是民間團體希望透過這次公民會議，邀請不同立場的人與會一起探討整體文化保存的議題。

公民會議將以四天半的時間，邀集20位公民代表參與深度討論，將有不同身分、年齡、職業背景，並邀請公部門、開發公司和專家學者一起加入。希望從文化觀點去思考高雄舊港區文化保存議題，雖然細部討論議題不設限，但希望能形塑公民討論的模式，凝聚議題共識，未來對高雄市的開發、建設，作為文化政策面的重要參考。會議結論將於11月初公開發表。

不過民眾仍對公民會議所產生的結論對於政策實際的影響力存疑，林佩穎回應，透過會議討論和議題散布，會讓更多民眾關注，邀請公部門的參與，也讓政府了解公民重視的課題，未來將透過舊港區、新灣區相關議題討論的拉長效益，讓政府部門看見民間的聲音形成政策影響力。

以魚翅宴客能使賓主盡歡？這個作法可能落伍，而且引起反效果。由WildAid野生救援與關懷生命協會最近最新公布的報告顯示，傳統以魚翅宴請賓客可能無法達到「賓主盡歡」，反而徒增賓客困擾與心理壓力。

別讓賓客不開心 無翅宴客最盡歡

這項「2018年台灣魚翅消費暨保育意識」報告，是兩個組織今年委託東方線上市調公司，針對1,105位國人進行魚翅消費暨保育意識的調查。調查顯示，過去三年內曾吃過魚翅的國人高達七成，近一年國人食用魚翅比例僅剩三成，顯著降低；環保意識提升及關注動物被殘忍對待是主要改變的原因。

報告也呈現，宴客場合面對魚翅料理上桌時，有44.1%的國人雖然不是很想吃，但為了給主人面子仍會食用，高達62.4%的受訪者其實並不樂於食用魚翅，甚至造成被請客者的困擾與心理壓力。

「魚翅有很多的替代品，我們呼籲餐廳及餐飲業經營者把魚翅從菜單中剔除，一起為保護鯊魚和維護海洋健康盡一份心力。」WildAid執行長奈彼德表示，很多人都不是主動地消費魚翅，而餐廳及餐飲業經營者透過在婚宴和家庭聚會活動中推出一些昂貴菜單，不必要地提升魚翅價格。

高達98.1%的魚翅消費地點仍以飯店餐廳為主，飯店成為減少國人食用魚翅的比例與習慣的關鍵因素。報告進一步分析，宴會主人多數為被動接受餐廳推薦已含魚翅的料理。由此可知，誘發消費者吃魚翅的關鍵，在於餐廳販售魚翅料理，換句話說，餐廳拒賣魚翅的態度，是鯊魚保育的重要關鍵。飯店餐廳是保護鯊魚的最前線。

在過去三年內曾主動宴請魚翅料理的受訪者中，多為白領上班族，具有一定經濟能力；在婚宴場合被請吃魚翅的比例有83.4%，面對魚翅料理當前，僅有37.6%的受訪者會樂於享用，62.4%受訪者並不想吃，其中有44.1%是因為顧及主人面子才勉強吃魚翅。打破「無翅不成宴」的傳統觀念；調查中也顯示，魚翅已不再是宴請的首選食材。

餐桌無翅 縫補海洋生態系

WildAid野生救援與關懷生命協會共同推動「世界無翅宣言」平台，並於本月正式啟動，全球各企業可於此加入線上連署宣言，拒吃魚翅，為海洋生態環境共盡一份心力。

WildAid野生救援號召超過30位企業家聯合拍攝「世界無翅宣言」公益短片，希望透過他們的影響力，讓更多消費者關注鯊魚保護和海洋生態的議題。

上周五（31日）記者會上，WildAid野生救援特別邀請熱愛鯊魚的日本知名書道家岡西佑奈，以其獨特作品「青曲」，演繹鯊魚在海洋中悠游，以行動支持拒吃魚翅的理念，一起響應「世界無翅宣言」。

支持無翅宣言的包括六福旅遊董事長莊豐如除了提供場地，更指出旗下所有飯店餐廳已全面禁用魚翅超過三年，也有越來越多的消費者主動告知拒絕魚翅菜單。「這個市場消費觀念的轉變，代表WildAid野生救援和合作夥伴們的努力，逐漸讓大家了解保護鯊魚行動的重要性。」

香港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Allan Zeman、莊福文教基金會和義美環境保護基金會，除了加入拍攝「世界無翅宣言」短片，呼籲全球一起加入「拒吃魚翅，保護海洋」的行動，呼籲減少全球野生動物產製品的消費，共同支持野生動物保育工作。

包括IAA國際廣告協會、TAAA台北市廣告代理商業同業公會、4A台北市廣告業經營人協會、MAA台北市媒體服務代理商協會、DMA台灣數位媒體應用暨行銷協會、C4A亞太區廣告代理商協會、AC台灣公益廣告協會也已加入連署，以實際行動為鯊魚保育和生態環境共盡一份心力。

參考資料

• 「世界無翅宣言」線上連署網址 http://www.globalsharkpledge.org/

   

近一個月來，黑熊相關的新聞事件不斷，從南安瀑布、向陽山屋，在台東鹿野，有民眾家中飼養的雞疑似被黑熊捕食，南橫也有熊蹤出沒，而在美國科羅拉多州，甚至發生黑熊闖進飯店大廳閒晃的驚險事件。

上述都屬於人與野生動物衝突（Human–Wildlife Conflicts）事件。所謂人熊衝突，是指野生的熊損害人類財產、傷害人類、或者對上述兩者造成威脅。WWF指出，「人與野生動物的衝突，是許多物種存續的主要威脅之一。」並提醒，「如果解決衝突的方案成效不彰，當地居民對保育的支持也會下降。」

根據加拿大星島日報報導，卑詩省高貴林地區近日有黑熊至少兩次闖入住宅區尋覓食物，相關人員表示，若確定黑熊已習慣在社區出沒，或是有攻擊人類的可能，通常會將其人道毀滅。這也顯示人與野生物衝突已成保育重要課題。

目前為止，在台灣發生的人熊衝突都還未危急人類安全，不過文中也提醒，要在人們對熊的容忍度開始下降以前，先積極採取行動，否則人們對保育的意願也會隨時間逐漸喪失。林務局日前邀集各界專家代表召開向陽山屋人熊衝突管理預防會議，會中提出五項重點工作（併列於下表），這是台灣首次針對人熊衝突提出具體的管理政策。

2012年，環境資訊中心與黑熊保育協會合作，刊登一系列台灣黑熊專題，其中包含一份由具有豐富人熊衝突經驗的野生生物專家、與社會科學家所撰寫的〈降低人熊衝突之處理原則〉。文中分析已知的人熊衝突狀況，並提出可行作法。

該文指出，人熊衝突是一門跨領域的研究，社經、生物、文化與政治因素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為衝突事件的成因很複雜，每一種都需要仔細分析，並將所有受影響的關係人納入考量。

「黑熊媽媽」黃美秀曾表示，「野生的黑熊其實並不危險，可怕的是不怕人的黑熊。」在可愛動物影片廣受歡迎的今日，值得深省。9月6日向陽山屋將重新開放，不僅檢驗政府舉措，也是正式叩問台灣社會：「我們準備好成為有熊國度了嗎？」本文回顧整理〈降低人熊衝突之處理原則〉重點，建構人熊共好的社會。

Q：解決人熊衝突的首要關鍵為何？

正視受害人權益。

地方社區承受了因人熊衝突所產生的經濟與社會負擔，這點無可否認。如果忽視地方社區所面對的風險，不能重視受害人的損失，那麼只會造成居民的怨怒，抗拒保育，甚而引發私下的報復行動。

民眾一旦提出對於熊的抗議，政府若能迅速地回應，傾聽社區民眾的心聲，短期內對於緩解衝突是有幫助的；長期而言，則有賴政府主動，以漸進式的政策平衡地方與整體環境的利益。

據中央社報導，法國政府針對預計在南部庇里牛斯山區野放兩頭母熊以促進繁衍一事，調查約6千名網路使用者的意願，在88.9%的贊成者中，只有27%是庇里牛斯山區附近省份的居民，而若將範圍再縮小到實際受影響的亞納地區，贊成比率就降到58.6%。

這份調查數據顯示出實際受影響的當地社區意見，在全國性的調查之中會遭遇到的「稀釋」的問題。

Q：如何找出人熊衝突的解決方案？

解決人熊衝突的第一步，要先辨識衝突的具體性質、程度與地點。然而現行各種策略相差甚大，效果不一，有時反而會導致衝突頻度與強度升高。必須先瞭解熊與地方居民兩方的需求，找出平衡，才能兼顧雙方的福利。

理想狀況，是根據科學調查基礎提出管理衝突的方案，不過，目前關於熊的科學知識尚不完備，無法做出周延的決策。另一方面，人類文化與社會體系的知識，可協助理解當地社區的觀感、對熊的態度，有助於提出兼顧地方需求與保育目的的解決方案；此外，讓關係人參與是很重要的。成立地方工作小組，藉著社區集體行動，找出改變的障礙、鼓勵採取新方法，也有助於擬定有效計畫。

Q：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嗎？

制訂管理人熊衝突的政策，需要政治決心與民眾的意見表達。有效的決策結構，其前提是：具備有效性、有資源可以運用，並且重要的權益相關人都參與合作。

衝突事件的權益相關人——大多是在地社區居民——通常都願意參與行動，以降低人熊衝突。然而不同的關係人彼此之間，觀念、價值、需求都不同，必須予以同等重視、彼此協調，才能找出長期有效的雙贏解方。另外，一定要在人們對熊的容忍度開始下降以前，就積極採取行動，，否則人們對保育的意願也會隨時間逐漸喪失。

要找出長期有效的解決辦法，可以運用各種知識系統、技術和工具，來整合人與熊的需求。這些方法可能是直接介入干預（以降低衝突之強度或頻度）、間接介入干預（以提高人們對衝突的容忍度），或是結合以上二者。（詳見下表）。

參考資料

• 降低人熊衝突之處理原則（一）、（二）、（三）、（四）

從立法層面設定能源效率標準、要求從業者和使用方遵守，是最直接的建築節能推動手法。可是，法令加嚴人人嫌，德國卻從1977年就開始設定建築節能標準，而且每隔幾年就把標準拉高，難道他們不怕惹惱民眾跟廠商嗎？

事實上，德國是有策略地運用政策工具，讓民眾、廠商、技術都走在政府前面，目前該國新建的房子有一半超越法定節能標準，即便政府經常提高標準，遇到的困難也少很多。

補貼誘導，「蘿蔔」只給高標準建築

應用生態研究所（Öko Institut）能源與氣候組副主任布爾格（Veit Bürger）訪談一開始就打破迷思地說，德國民眾願意接受更高的建築能效標準，不是因為愛環境；而是這麼做符合「經濟」利益。「德國的建築節能標準，其實是建立在『成本效益』上！」

他解釋建築節能法規的歷史演進，最早起源來自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催生了1976年的《節能法》（EnEG），隔年建築保溫隔熱（WSVO, 1977）和暖氣設施條例陸續上路，期間經多次修正，標準也隨之提高。下圖的階梯線，代表不同時期的法規標準，每次下降、建物就得更節能。最下方的黑色曲線，則是示範建物及實驗計畫的能耗表現，代表當代可行技術超前法規要求。兩條曲線中間的灰色區塊，就是新建物可採用的節能水準。

擔任政策火車頭的，還有補貼政策。德國政府透過「復興信貸銀行」（KfW）提供建築節能貸款與補助，但KfW只支持「高於」法規標準的建物。例如KfW40、KfW55，就是提供給能耗數據只有國家標準40％、55％的房子。在這套補貼政策的誘導下，目前將近1/2的新建住宅都已超過國家標準，代表民眾可接受更嚴標準，市場普及也讓建造成本降低，這就是法規標準可以繼續拉高的時機了。

布爾格說明，建築主要成本在於土地、人力、材料、程序等層面。牆壁隔熱厚一點、窗戶規格提升，其實只占成本一小部分。住戶在節能方面多花點錢，卻可換得長期的省電效益，所以總的來說，符合法規的房子是更有利的選擇。

不過，法規標準不斷提升的先決條件，是確保「技術」可行。德國從1980年代中就開始研究低耗能建築、1990年代出現「被動式」建築（passive house）、1995年就有零耗能建築的技術，研發腳步一直沒停過。這些技術雖然一開始較貴，但一來民間單位肯投入，二來有國家政策在背後支持，連歐盟也有提供經費，法蘭克福、弗萊堡等地方城市，更從公有建築開始應用，確保技術一直走在法規之前。

政策重「溝通」，化解社會反對聲浪

外人常羨慕德國有完備的建築節能法規和輔導制度，但問到如何實際推動？他們的專家再三告誡「溝通」的重要性。

「不是法規加嚴就會達到預期效果」。德國能源署（Germany Energy Agency, DENA）建築能源效率部門副主任德林庫斯（Thomas Drinkuth）表示，除了補貼政策，從諮詢服務、社會溝通、到建築師和營建技師等從業人員的技能培養，當中還有許多環節是政府必須耕耘的。

「談到建築要很小心，因為這是人們的家。」德林庫斯提醒，建立任何標準與法規之前，首要之務是先讓民眾了解「為什麼政府要這麼做？」倘若規定太嚴、不切實際，只會讓人們盡力逃避，反而達不到想要的結果。

講到溝通，歐盟將上路的《建築能源效率指令》（EPBD），要求2019年所有新建公有建物達「近零耗能」（Nearly Zero-Energy Buildings, nZEB），2021年適用到所有新建物（包括民間），就是最近的燃眉之急。至今，德國尚未提出自己的「近零耗能」標準，社會意見也呈現分歧，預計今年通過的「建築節能法」（GEG）頻頻卡關。

原因在於，近年由於經濟走穩、移民增加，導致房屋供應短缺，造成房價攀升。於是出現了「提高建築能效標準，將使建造成本大增」的質疑聲浪，還有政治人物把高房價問題推給節能政策，成為政府接下來調整法規的一大阻力。

不過，德國企業能源效率推動協會（DENEFF）反駁，建築節能提升對房價的影響，大概只有3％，土地成本增加了一倍多，加上市場供不應求，才是房價上揚的主因。德國消費者組織聯合會（vzbv）營建與房產諮詢專員米歇爾（Franz Michel）更直言，「既然市場裡已有一半新建築超越國家標準，顯示提高標準不是問題！」但大建商沒有資金壓力，毋須申請KfW的節能補助，所以只想蓋出符合法規最低標準的房子，然後盡快賣掉、換取利益。

※ 註：DENA譯為能源署，但其並非官方單位。該組織股東是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德意志銀行等，負責為政府能源政策提供策略，並協助與民間專家、產業界建立對話平台。

※ 本文與「低碳生活部落格」合作刊登

參考資料

• Fraunhofer Institute for Building Physics IBP
• ZEBRA2020
• Union is against even more energy regulations（德文）